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

莫理循拍的新疆莫理循和他的仆人们

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曾经有一个英文名字“莫理循大街”。莫理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晤士报》的一名驻华记者，当时曾流传着莫理循的一篇报道抵得上中国官员3份奏折的说法。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又担任包括袁世凯在内的4位总统的政治顾问长达8年。

莫理循是一位身高接近1.9米，体格健壮的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共生活了20多年，可以算是个中国通了，但莫理循并不懂中文，他所掌握的中文词汇不超过20个。

1894年，31岁的莫理循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从这时起，他有了莫理循这个正式的中国名字。

当莫理循完成他在中国西南的旅行后，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这时，莫理循把自己在中国的旅行见闻用一个月的时间整理成书，1895年，《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出版了。

此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各国都在密切地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一切。伦敦的《泰晤士报》经理莫伯利·贝尔的办公桌上也放着一本《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长期以来，《泰晤士报》一直是靠自愿或兼职的投稿者获得中国的稿件，这时，贝尔觉得，他需要马上派一个自己的人常驻那里。

在得知自己获得了《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的职位，并且月薪高达50英镑时，莫理循极力控制住自己兴奋的心情。1897年3月15日，莫理循在北京使馆区里找到房子安顿下来。这一年莫理循已经33岁，他的后半生都将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

1902年，莫理循从使馆区搬到了王府井大街，按他的话说，他要和中国人住在一起，在这里他一住就是15年。

1900年之后，莫理循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月50英镑涨到100英镑。1902年，莫理循把家搬到了王府井大街路西，他把5间南厢房全部打通，建成了一座图书馆，整个改造过程历时3个月。

莫理循是个条理清晰的典范，为自己的图书编写的索引目录分上下两册，共1500多页。里面包括他收藏的24000多种书，还有一些小册子、一些地图、一些文件。

图书馆就像莫理循的城堡，他把索引系统做得非常完善，每当拜访者怀着求助的心情望着莫理循时，无论这是一份多么不起眼的材料，城堡的主人总能十分从容地走到某一处，取出你所找的那一本。

1912年5月，莫理循接到了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了中华民国希望聘请莫理循担任政府顾问的想法，莫理循把做政府顾问的利弊列了一下，最终决定接受这个职位。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得到了列强对新政权的认可，他知道《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在为他争取外交支持上功不可没。而就在不久前，伦敦《泰晤士报》又开始人事调整，国外新闻部主任退休了，新来的上司总是觉得莫理循对中国的报道有失客观。

政府顾问这个职位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如果离开已经效力17年的《泰晤士报》，能否得到一笔可观的退休金……最终，莫理循决定接受这个职位。当时他的年薪为3500英镑，几乎是《泰晤士报》工资的3倍。这一年莫理循50岁，似乎迎来了新的人生。

与此同时，莫理循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个新的女秘书———21岁的珍妮小姐。莫理循发现50岁的他居然爱上了这个美丽单纯的英国女孩。半个月后，莫理循和珍妮完婚了。

对新职务充满期待的莫理循渐渐发现，政府顾问其实只是个虚职。1915年2月5日，袁世凯会见莫理循，神情十分沮丧，低声告诉他不能作任何记录。之后，袁世凯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拿给了莫理循。

日本要中国政府同意把中国作为日本的殖民地，莫理循非常愤慨。不过作为中国政府的雇员，莫理循不能直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外界，所以，有一天，他邀请他的朋友端纳来到他的家里。端纳后来作为蒋介石的政府顾问名噪一时，当时他正是莫理循离开《泰晤士报》之后的继任者。

当端纳走进客厅时，莫理循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将一叠文件放在了茶几上，然后对他说：“对不起，比利·端纳，我要出去喝杯茶，过一会儿就回来。”端纳知道，这是一个信号……

端纳抓住时机，迅速向茶几走去，伸手摸出莫理循似乎作过暗示的那些文件。这正是莫理循从袁世凯那里得来的关于“二十一条”的确切消息。2月12日，《泰晤士报》以《21条纲要》为题进行了报道。不久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美国的联合通讯社也纷纷转载这条消息。北京的消息在大战期间再次引来世界的关注。

经过了这番努力以后，中国政府成功地拖延了好几个月，日本已经不可能全部得到他们要求的东西了。

修改后的条约被称为《民四条约》。这份条约与《二十一条》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第5款中的7条被全部删除了，这也是条约中最恶劣的条款，这使得中国免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民四条约》最终还是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

虽然在这件事上，莫理循帮了袁世凯的忙，但是他毫无成就感，他觉得自己像是袁世凯整盘棋中的一粒棋子，这让他对政府顾问这个虚职更加失望。他准备在这一届顾问期满就离开中国。

1918年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同年12月，应徐世昌总统之邀，莫理循以中国巴黎和会代表团技术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

当时，莫理循住在伦敦，巴黎和会的代表们到巴黎后，就把准备在会上发言的所有要提交的文件拿去给他过目。他看后说：“写得太糟糕了，按照这个东西争取权益可能会失败。”后来，他重新连夜修改，弄完以后自己却病倒了，于是没有办法完全参加巴黎和会。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向和会提出收回战前德国侵占中国胶州湾、胶济铁路和山东的一切权利。然而，日本竟然要求和会同意把德国的侵华权益转移给日本，并得到英、法、美三国的支持。消息传回国内，这一年的5月4日，北京的爱国学生3000余人上街游行，一场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在中国爆发。

莫理循知道，自己试图使中国走上一条现代化道路的所有努力，似乎都失败了。第二年的1月，莫理循的病情愈加严重了。这时，他给尚在中国的珍妮去了最后一封信：“我把所有文件信函和日记都留给您，由您全权处理。它们是远东现代史有趣而又直接的记录，对历史学家颇有参考价值。”莫理循不厌其烦地为我们保留了当年他身边的每一个历史细节。

1920年1月，莫理循病逝于英国的西德茅斯。西德茅斯的一片墓地中有一座墓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上面没有树立十字架，而是用中国样式的汉白玉围栏围起，墓碑上写着“北京的莫理循”。据《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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