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 著】
且说刘文典离开安徽来到清华出任国文系教授后,鉴于他在安庆与蒋介石对打开练的名声,加之早年留学东洋且追随过孙中山闹革命的老本,很快成为清华园最有学术威望和受学生欢迎的名教授之一。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文典因整个大家庭拖累而未能及时离平转移长沙,只好暂时蛰伏下来,在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宅院内埋头研究学问,等待逃脱的时机。随着日伪政权在北平乃至华北的建立,附逆者一时如过江之鲫,时刘文典的四弟刘蕴六(字管廷)也不甘寂寞与落后,很快附逆并在冀东日伪政府谋到了一个肥缺。当不知轻重的蕴六满怀喜悦、兴冲冲地回到家,并在餐桌上露出得意之色时,得知内情的刘文典大怒,当即摔掉筷子道:“我有病,不与管廷同餐。”霍然起身后又说:此处“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管廷自今日始另择新居。”毫不客气地将这位同胞兄弟逐出了家门。
刘蕴六卷起铺盖率妻子儿女颇有些怨恨与不服气地走了,另一位附逆者、北大同事周作人又找上门来,游说刘文典到伪教育机构任职。周说:“文典兄以一部《淮南鸿烈集解》而誉满学界,如今政府虽伪但教育不可使伪,以你的学问才识,应到‘维持会\’做事,以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刘文典强按怒气,平和婉转地说:“你有你的道理,但国家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唐代附逆于安禄山的诗人是可悲的,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呵!”
周作人面带羞愧地低声道:“请勿视留北诸同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言毕,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退了出去。之后,又有几批身份不同的说客分别登门游兑,皆被刘文典严词拒绝。
由于刘氏留学日本多年的经历以及在学界、政坛独特的声望,日伪组织始终不愿放弃拖其下水的妄想,为逼其就范,索性派日本宪兵持枪闯入刘宅强行搜查,施以颜色。凡刘文典与国际往来的信函一律被查封,国内友人吴忠信、于右任、邵力子、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来信亦无一幸免。一油头粉面的年轻翻译官用标准的北京油子腔儿喝道:“你是留日学生,精通日语,毛驴太君问话,为何不答?”刘文典白了对方一眼,冷冷地道:“我以发夷声为耻,只有你们这些皇城根底下太监的孙子们,才敢当日人的奴才与胯下走狗!”翻译官闻听恼羞成怒,猛地蹦将起来,拉开架势挥手欲扇刘氏的耳光,却意外地被日军“猪头小队长”一脚踹了个趔趄,头撞到墙上差点儿晕倒,手捂头只是龇牙咧嘴不再吭声。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环境,刘文典深知北平不能再留,乃决计设法脱逃,到西南边陲与清华同事汇合。行前,他庄重地写下了“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诗句以自励。
数日后,刘文典夫人张秋华携次子平章逃出北平,自天津乘邮轮经香港、河内踏入滇境,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刘文典精心收藏的四大箱文化资料和手稿,在妻子历尽艰难险阻携出后,于香港停留时托刘文典的一位学生暂为保管。不幸的是,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四箱书稿全部被日寇掳去,下落不明,成为刘文典终生遗憾。
经过数日休整,刘文典的身体和精神明显好转,上课之余,经常与陈寅恪、吴宓等人结伴到郊外散步。一日几人散步至郊外湖边,偶遇一满身泥巴的当地农民在打老婆。刘文典平时最恨男尊女卑、不把女人当人看待之事。见那汉子打得凶狠,激愤不已,便走上前去质问他为何如此凶悍地殴打一个弱女子。想不到那农民汉子并不解释,气势汹汹地回道:“你管不着!”言毕继续殴打倒在地下的妻子。刘文典见对方如此刁蛮,大怒,挺身上前曰:“操你妈,蒙自这块地盘上还有我管不着的事!”说着拉开架势狠狠地抽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那汉子遭此重击,捂脸抬头望着刘文典那刚正威严的神态,很像个有来头的绅士,想到对方自称在蒙自地盘上没有他管不着的事,心生怯意,遂溜之乎也。
联大文学院迁往昆明后,作为国学大师的刘文典开出了《庄子》与《文选》等课。生活相对安静与工作上的顺利,让他又找回了在清华园时代的感觉,恃才傲物,狷介不羁与国学大师的名士气派又渐渐流露出来,且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公开宣称整个中国真懂《庄子》者共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外半个是指马叙伦或冯友兰,因当时马、冯二人皆从哲学的角度讲《庄子》。刘文典如此自夸,并不是信口开河或真的“精神不正常”,的的确确有个武林中所说的三踢两脚的硬本事。每当他开讲《庄子》,吴宓等几位重量级西洋教授经常前去听讲,刘文典见了并不打招呼,仍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当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上,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
“雨僧兄,以为如何呵?”
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
“高见甚是,高见甚是!”见此情景,刘文典与学生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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