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广柽保留着周恩来致刘崇佑信的复印件
刘崇佑,生于1877年,少时聪慧,17岁就中了举人,后留学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辛亥革命后,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因为感慨国事日非,在曹锟贿选前辞职,从而退出政界,专任律师。与梁启超、李大钊、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私交甚密。曾将私家花园贡献出来创办福建私立法政学堂,培养司法方面的人才,有“民国第一律师”之称。
1920年1月,因有奸商勾结日本浪人,殴打街头号召抵制日货的学生,激起社会公愤,天津的数千名学生奔赴直隶公署请愿。谁知,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张若名4位学生代表走进公署大门后即遭逮捕。为了营救4人出狱,当时的著名律师刘崇佑、大理院推事刘含章积极奔走、据理力争,用精彩的辩护词赢得了周恩来等人的当庭释放。
担任周恩来的辩护律师
1920年1月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调查委员会发现有奸商勾结日本浪人,殴打在街头倡导抵制日货的学生,群情激愤,纷纷前往直隶公署请愿,谁知当局非但不惩办肇事的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毒打学生,并查封了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天津学联。
当时周恩来是天津学联的执行科长,在他的策划和领导下,已转入地下的天津学联决定发动全市各校学生,举行更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以抗议政府暴行。
1月29日,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天津20多所学校的数千名学生前往直隶公署请愿,并提出“驳回日本通牒、催办福州惨案交涉、恢复天津学联原状”等要求。省长曹锐借口生病,拒绝接见学生。学生们就公推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和张若名4人为代表去见省长。谁知,周恩来等人走进公署大门后就被逮捕。与此同时,公署外面的学生则遭到军警的武装镇压,重伤50余人,酿成“一·二九”流血惨案。
为营救被捕代表尽早出狱,邓颖超等人积极奔走,他们除了以天津学联的名义在本地聘请两位律师外,还特地请刘崇佑出任辩护律师。
得知情况的刘崇佑立即答应了此事,不辞辛劳,几次赶到天津,到狱中向周恩来等人了解情况,并帮助和指导学生们如何进行讼诉。刘含章本人因在大理院任职,不便正式出面,只好暗地里与刘崇佑一起出谋划策,并提供了许多帮助。
开庭前收到周恩来亲笔信
1920年7月,天津“地方审判庭”开始审理这个大案子。在开庭前,周恩来以四位学生代表的名义给刘崇佑律师写了一封亲笔信,就天津地方检察厅诉四人的“强暴胁迫,不服解散”做了声明,为刘崇佑辩护提供了有力佐证。
7月6日,此案正式开庭。因为影响甚大,很多人前往旁听。庭审中,先是由周恩来等列举事实,揭露当局迫害爱国群众的行径,后由他们的3位律师依次发言辩护。其中,刘崇佑的辩护尤其精彩。
首先,刘崇佑开门见山地指出学生抵制日货和游行请愿的行为“事出公意,利在国家”,所以“本案事件,由于力争外交,抵制日货而起。此项心理,此项举动,实吾全国人民所同具,而民族自卫之天职也。言法言情,犹将谅而宥之”。先从情理上为学生们赢得了主动。然后,刘崇佑又从检察厅的起诉书入手,引法据理,层层驳斥那些所谓的“罪行”。最后,刘崇佑严正指出:“爱国救国本是合乎公理民意之壮举,根本说不上触犯刑律。”“如果政府认为触犯了小日本的刑律,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说得法官张口结舌,听众们哄堂大笑。
资助周恩来赴法留学
最终迫于社会压力,法庭不敢重罚,只勉强判了罚款和有期徒刑两个月,但因代表们被押已达半年之久,早已超过刑期或折算的罚金,不得不宣布当庭释放。
7月17日,天津各界代表人士迎接出狱的周恩来等人。为感谢刘崇佑的无偿帮助,天津学联特意买了一个景泰蓝大花瓶送给他作为纪念(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通过这场官司的接触,刘崇佑发现这4个学生代表中,周恩来思想进步,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建议他出国深造。同年11月,在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和刘崇佑的资助下,周恩来乘船赴法,踏上了新的革命历程。其间,刘崇佑还让夫人每月去银行汇款给周恩来用于生活费,直至周恩来写信说已经获得助学金,才作罢。1942年,刘崇佑病逝,周恩来听到消息后,曾感慨地说:“刘崇佑先生是中国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
上海解放后,周总理曾委托上海市市长陈毅关照刘崇佑的夫人及亲属。刘崇佑的侄孙刘广柽回忆说:“1957年11月,周总理到上海时曾专门去看望刘崇佑的夫人,之后还派人送了几次糯米给老人家,那都是外宾送给总理的缅甸好糯米。1960年11月刘崇佑的夫人逝世,总理还专门拍电报到上海吊唁。”据《现代快报》郑文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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