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像呼兰河传萧红著译林出版社年月版朦胧的月色布满

萧红像 《呼兰河传》萧红 著译林出版社2014年1月版

“朦胧的月色布满着西安的正北路，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着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帽外的长发。她一面走，一面说，一面用小竹棍儿敲那路边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她心里不宁静，说话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走路也一跳一跳地。脸色白得跟月色一样。”这是萧红和萧军共同的好友聂绀弩描述的萧红形象。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生于黑龙江呼兰小城。19岁那年，因为抗婚，萧红毅然离开呼兰河来到哈尔滨。当时萧红住在东兴顺旅馆，生活陷入困顿。随后遇见萧军并搬到了商市街，那是一段物质更为窘迫的生活，萧红不断问“桌子能吃吗？椅子能吃吗？”然而，这段日子萧红的精神生活却是富足的，画画、写文章、参加左翼人士的文学聚会。由于散文集《跋涉》引起了特务注意，他们不得不逃往青岛。从此一路颠沛流离，上海、武汉、延安、重庆、香港……再没能踏上故土。

1942年1月22日在香港，萧红病逝，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遗言。彼时，日军的轰炸机仍在香港上空盘旋，而遥远的呼兰河依然冰封未解。

《呼兰河传》就完成于萧红离世的前一年。与她之前被鲁迅先生评价“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生死场》有所不同，《呼兰河传》没有宏大的主题，以率真、透明、毫无矫饰的孩童视角，以散文化的叙述语言，开辟了一种陌生的小说写法。萧红曾直言：“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的“小说学”与当时抗战大时代的主旋律多少有些殊异。

茅盾先生在《呼兰河传》的序言中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当然，茅盾先生不忘强调其“思想的弱点”：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吧？可见，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很难跳脱时代格局。

在鲁迅、茅盾等泰斗们的评价引导下，萧红自然被纳入左翼作家、抗战作家、东北作家群的范畴。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引入，女性主义成为审视萧红作品的又一个角度。批评赋予她的这些身份，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确的呢？写下《漂泊者萧红》的林贤治先生认为，萧红是一位有着鲜明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家，她的作品内涵丰富而多义，其价值被严重低估了。

谁能绘得萧红影？聂绀弩留在萧红墓边的这个问号，想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趋向圆满，学界对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会有一个中肯的安置。我们祝愿：“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呼兰河传》不是萧红文学创作

“先锋”的结果，而是她“保守”的结果

近日，译林出版社再版了萧红的《呼兰河传》，记者就此专访了甘肃省文学评论家唐翰存先生。作为读者，他是萧红的忠粉，作为评论家，他对萧红作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晨报：鲁迅和茅盾对《呼兰河传》曾都有过评价，在一定时期内几乎是结论性评价。单就作品本身来看，《呼兰河传》在当时是否算先锋了？

唐翰存：萧红在文学上的出道，受鲁迅等前辈的帮助很大。严格来说，《呼兰河传》不是萧红文学创作“先锋”的结果，而是她“保守”的结果。她保守了个体生命的温暖记忆。在那个“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萧红已经没有力气像在《生死场》中那样，为民族的苦难而前驱一把抗争之火，或者她不想这么做。她完全退守到童年记忆之中。在那个北方寂寞的小城，在祖父的园子里，一个个零碎而又童真的故事等着她。她以无比温暖和美的笔触回忆它们，生命得到巨大的慰藉。当然，萧红也写了苦难，写了愚昧，写了茅盾所谓的“像最下等的植物似的”容易知足、屈伏于传统的人，只不过，萧红看待乡人的眼光已经跟以前有了差别，更多的是同情和容忍。

读《呼兰河传》，我特别注意到，萧红在行文中特爱使用“了”这个字，句末频频出现，如“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这是小说用语方面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了”作为时态助词，表完成态，有“结束”、“了却”的意思。《呼兰河传》里“了”字的频繁出现，与这部小说的怀旧情绪完全相一致。萧红是在寂寞中追念过去，而过去已经永远过去了。写完《呼兰河传》不久，三十一岁的萧红就病故了。

晨报：与同时期左翼其他作家相比，萧红那时是否已经带有文本的自觉意识？

唐翰存：这个是肯定的。萧红的文学创作如果从1932年开始，总共也就十年时间，可她的艺术才华，是夺人心魄的。萧红的艺术感觉极好，有天才般的描述能力。萧红的创作，还是首先从个人内心出发、从文学本身出发的。连茅盾也不得不承认萧红的写作因为个人化而成就了她的文本价值。

晨报：同为女性作家，萧红时常被和张爱玲放在一起比较研究。两者可比性在哪里？此外，为何在小说创作中“女性”成了一种主义，这样的界定有意义吗？

唐翰存：其实萧红和张爱玲是不能放在一起比的，她们差别太大，属于两种路数。非要比，那就是她们都姓张，童年都缺乏父爱，在阴影中长大，女性意识都比较强，都有点天才的神经质。张爱玲主要写都市人生，以上海为背景；萧红主要写乡村，以东北故乡的风土人物为原型。张爱玲对人生、人性的洞察，比萧红要冷和深一些；萧红的童心，要比张爱玲多一点，读起来更亲和。如果说张爱玲的小说是一口阴森森的井，萧红的小说就是一条寂寞的清溪。

小说创作中的“女性”，以及文学中的女性意识，是确实存在的。我们读萧红、张爱玲等人的小说，是和男作家写的不一样，这是她们独特的价值。在文学中，性别是自我确证的理由。可是，有时这种理由被阐释得过了头，乃至于产生所谓女性主义，也是有问题的。本不存在什么主义，女性意识被强调过了头，或者被忽略，都是很可怕的，就像女汉子一样可怕。

晨报：我们说一部小说优秀时常会说“像长出来的一样”，《呼兰河传》读着就很自然；也有一类小说，明显是作出来的，比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的作品。对这两类创作，批评是否就要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中进行？

唐翰存：这可能是由于语境不同，中西方人们的接受心理也不一样，当然还有翻译的原因。其实，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作品也是很自然的，在那个时代里自然长出来。现代派的东西是顺着前现代的东西产生的，只不过由于作家对世界的看法变了，体现在艺术创作中，也和以前有所不同。比如对待故事、人物、环境描写，现代派文学有他们自己的处理方式，看上去显得作了。他们往往注重隐喻结构，作品比传统现实主义的要抽象一些。

本报记者 张海龙

新闻推荐

三八“女人节”之自“游”自在 浪漫女人的“花”心思

女人天生爱花，花满足了女人爱美丽的内在潜质，也让女人在美丽中绽放自己。适逢三八女人节，海芋花（马蹄莲）、樱花、桃花、鸡蛋花……一个个春的使者已经将神州大地打扮成我们熟悉的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