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事已高 语言不通 往事，请不要再提

对向日本提起诉讼的慰安妇老人，我们满怀尊敬，坚定支持。

但在海南，还有这样一个慰安妇小群体，她们在正常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当年日本侵略者造成的伤口，长起了生活的翅膀。

她们的脸庞，写满沧桑，但和我们熟悉的祖母没什么两样。

受难史，她们不愿再提。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希望她们已经忘记。

我们对她们的图片做出一些处理，除了对她们的选择表示尊重之外，也是对她们承诺：她们不愿再提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潘媛 摄影记者 王效 发自海南

海南幸存慰安妇调查

海南省慰安妇名单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供）

符美菊，85岁，现居澄迈县中兴镇，17岁时被抓到大成镇附近的慰安所充当慰安妇。

李美金，90岁，现居澄迈县中兴镇。16岁时日本兵进村烧村时被抓，迫为慰安妇。

王志凤，90岁，现居澄迈县中兴镇。17岁时被日本兵抓去，充当慰安妇并挖战壕。

林爱兰，93岁，现居临高县南宝镇敬老院。20多岁时她被日本人抓去，被汉奸诱骗“嫁给”日本人做老婆。

蔡美娥，1927年生，与养女一起生活在琼海市加积镇龙利坡13幢17号。1941年被抓到日本据点。（经确认，老人已于两年前辞世。）

陈亚扁，黎族，87岁，现居陵水县本号镇卫生院后敬老院。她17岁时被抓到三亚市一所慰安所。

邓玉民，苗族，89岁，现居保亭响水镇什齐村。16岁时和全村60多个人一起被抓去做劳工，期间被多次奸污。

黄有良，黎族，90岁，现居陵水县田仔乡母爸村委会乙堆村。1942年被送到藤桥日军军营充当慰安妇。

陈林村，约88岁，现居万宁市大茂镇进坑村9队。没有更多相关信息。

王志凤

王志凤在山口村村部做慰安妇究竟做了多久，老人家记不清了。她对我们说“半个月”，但黄大强说以前问起，又说不止半个月。她现在完全记不起了，都是观察员在介绍情况。她自己只晓得说病情。

邓玉民

外孙女说，你们要问的，她都不记得了。

李美金

她回忆当年整个村子被日本兵烧掉：“日本人只抓走了一个女的，就是我。”

她是愿意说那段往事的。

陈林村

老人的儿子不让她回忆往事：“我们都不跟外人说的，没什么好说的。”

林爱兰

她做出激烈的咬手指的动作，告诉我们，日本人如何把木棍塞在她嘴里，打她。然后就是沉默。

符美菊

老人知道我们在说日本人，但是她不明白什么是慰安妇，现在也不知道。她愿意说，但是却不知道说了有什么用。

黄有良

老人曾在日本法庭作证，但现在，她比任何一位老人更加沉默。老人的孙子说，“说了那么多次了，不好意思再说了。”

陈亚扁

谭老伯不愿意翻译我们的问题。他说：“老了，忘了……”

山西盂县曾经有数十位幸存的慰安妇，现在只剩两位。（本报前两日曾报道）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大部分幸存的老人已至耄耋高龄，自然规律再加早年遭遇遗留在身体内的病根，导致这个发掘过程本来就十分艰巨的团体，近年来加速萎缩。

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调查与统计，目前中国大陆认定并予以资助的慰安妇为17人，海南省人数最多。根据这份名单，今年3月，成都商报记者前往海南实地探访，找到全部8位幸存慰安妇。

8位老人中，年纪最大的93岁，最小的也有85岁。老人的晚年生活大都比较平和，而70多年前那段不堪回首的遭遇，在她们的记忆中早已支离破碎。不管情况如何，这些老人都希望自己更好更有尊严地活下去。

病痛

风湿严重 针头打进腿里都没感觉

1939年，日军入侵海南岛。75年过去，当年还是十几岁小姑娘的慰安妇们，如今年纪都在90岁上下。因为海南特殊的气候条件，大部分幸存的老人都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导致行动不便，常年头痛。

去年以前，符美菊还能自己慢慢走到村子里，跟相熟的老人聊天。现在，她多半时间睡在自己的小屋里，在孙子的帮助下，在简易的坐便器上大小便，翻身，吃饭。孙子王财强对成都商报记者说，奶奶风湿病很严重，现在直接把针头打进腿上，她也没有感觉了。

老人同时被白内障折磨。每年有人到乡村义诊，检查结果是王志凤血压高，不适合手术。王志凤总念着要吃瘦肉，要把血压降下来，希望有机会去做手术。她的世界里，现在就剩下这个明晰的愿望，她希望能看得清楚一些。

在陵水，陈亚扁老人刚刚动过免费的白内障手术。可能不太成功，老人双眼红红，一直抹眼泪。不过，至少可以看路了。她可以走到敬老院背后的本号镇卫生院去打止痛针。

和许多本地的老人一样，因为风湿严重，老人常年头痛，“去年还每周打两次，今年痛得更加厉害，必须要每天打。”外孙女胡杨流对成都商报记者说。也因此，几个月前家里人才把她送到与卫生院一墙之隔的敬老院。

胡杨流每天骑摩托从家里来到敬老院，给外婆做饭，带她打针。

陈亚扁生了很多个儿子，都夭折了。只剩一个女儿，就是胡杨流的妈妈。

生活在日本的东北人班忠义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救助幸存慰安妇，他经常来看望陈亚扁，给她带钱，带药。不能来的时候，班先生就委托在海口读书的日本学生米田麻衣来。从日本寄回来的膏药放在床边的一个塑料口袋里。每天，胡杨流就把这些日本膏药贴在陈亚扁的背上、肩上以及身上许多疼痛的地方。和陈亚扁一样，林爱兰也住敬老院。被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以后，林爱兰丧失了生育能力。她终身未婚，没有子嗣，父母双亡，一个人走过了漫漫岁月。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海南观察员黄大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海南民风淳朴，许多乡亲即便知道老人的过往也并不歧视。此外，在过去，海南的一些山村十分穷苦，男人能娶到老婆已属不易，因此，海南的慰安妇大部分后来都有家室和子女。

希望

慰问金明年还有 “好好活下去”

尽管每位老人生活境况不太一样，身体、精神面貌也不尽相同。但面对外界的关注，她们都表现得友善，也流露出积极的生活态度。

李美金生了6个孩子，三男三女，都还在世。按当地风俗，她跟着小儿子生活。现在，李美金有8个内孙，一个曾孙，谁在海口，谁在金江，谁打工，谁上大学，她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苏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黄大强，还有你们记者，都是好人。”老太太说。尽管有儿女供养，她仍看重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转来的社会捐赠。“不然我早死了”，她说。每年为老人送钱来的黄大强说，那笔钱虽然不多，但给了老人生活的希望，那表明，还有人记得她的疼痛。

黄大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几年前符美菊全身浮肿，眼巴巴地送他们到门口，只能走大概100米。他担心她活不过一年半载，但没想到，老太太又活到了现在。所以他每次把慰问金送到老人手里，都会说：“明年还有，好好活下去！”老人家就笑呵呵地点头。

尽管语言不通，但王志凤见到陌生人来到，还是热情地招呼落座。

海南省8位健在的老人中，陈林村是身体跟生活状况都比较好的一位。她跟小儿子张新雄一起生活。老太太坐在客厅里，几个放学的曾孙辈们就在她跟前打闹。她很乐意坐在孩子们中间，享受这片刻的喧闹。

支离破碎的记忆

“老人没有概念”

什么是慰安妇，什么是赔偿

“老人没有概念”

高龄、没文化、病痛折磨，再加上不懂普通话，海南幸存的老人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绝少谈及往事。因为有观察员在场，因为信任观察员，符美菊、李美金、王志凤三位老人愿意回忆往事。而其余五位老人则因语言不通等问题，交流起来很困难，“不好意思说”，更是许多老人的家人共同的态度。

公开资料显示，林爱兰是“已知的、整个亚洲唯一一名沦为慰安妇的抗日女战士幸存者”。

临高县南宝敬老院院长梁朝胜说她有93岁，但资料上说她出生于1926年（今年88岁）。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向成都商报记者证实，在边远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很多老人的身份证与实际年龄不符，而家人和老人提供的数字、甚至老人自己的回忆内容往往都是互相矛盾的。

不过，这不影响林爱兰还记得自己如何“跟日本人打架”。她做出激烈的咬手指的动作，告诉记者，日本人如何把木棍塞在她嘴里，打她。说完这个，她就沉默了。

大部分老人都在往事面前保持沉默。一部分是因为年事已高，另一个原因是语言不通。在本号镇敬老院，唯一会讲点普通话的谭老伯不愿意向陈亚扁翻译记者的问题。他说：“老了，忘了……”想了想又说：“不肯讲，不好听……”

因为年龄关系，老人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符美菊还记得自己被抓时感冒很重，但她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多久。“没文化，不懂怎么记录，被关在屋子里不知天日。”观察员黄大强替老人解释说。

符美菊不明白什么是慰安妇，现在也不知道。附近的人只知道，她“做过妓女”。近年来常常有记者、研究员、志愿者来看她，她也不明就里。黄大强说：“她只知道日本仔，什么是政府，什么是赔偿，老人没有概念。”

第三代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却比第二代更避讳提起老人的过往。邓玉民的外孙女一听记者的提问就笑着推脱：“我都不懂讲，我妈妈才会讲。”她又说，“你们要问的，奶奶都不记得了。”

在海南，黄有良是为数不多的去过日本，在法庭上作过证的慰安妇，所以她很出名，被许多记者、志愿者拜访过。而现在，黄有良比任何一位老人更加沉默。老人的孙子小胡说，“你们要她说什么呢？说了那么多次了，不好意思再说了。”

陈林村老人的儿子张先民对成都商报记者说得很直接：“我们都不跟外人说的。在我们这里，这不是光彩的事情。”

“时隔一夜 日本负资产又加重”

针对近150名日本政要22日参拜靖国神社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当天再次强调，靖国神社问题是日本自身的负资产，“不幸的是，时隔一夜，这笔负资产又加重了”。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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