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生，铸就对杜甫最深沉的爱 记《杜甫全集校注》之30年曲折路

“《杜甫全集校注》文献之丰备，校勘之精审，注释之周详，考断之稳妥，确能代表当代别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是一部总结一千多年来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称该书是“守正出新的典范”。

不久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杜甫全集校注》，成为古典文学象牙塔里的一大重要事件。《杜甫全集校注》煌煌12大册，近700万字，收集、校勘杜甫诗20卷（1450余首）、文赋2卷、疑伪作考1卷，每首诗（文）校注分题解、注释、集评、备考、校记五项内容。

该书的终审统稿人、山东大学张忠纲教授说，自己1978年加入这个项目，昔日的年轻学子如今已成老翁，原先参与校注者十一人，一人中途退出，五人已逝。他引杜甫“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之句来形容这一情境———“身历此境，情何以堪！”

书皮上印着6个名字，3个已作古

2012年，杜甫诞辰1300周年时，人们用研讨、吟诗、旅行甚至“恶搞”等方式来缅怀这位诗圣。唯独“缺席”的纪念方式，是那部尚未问世的当代全注本。

2014年4月，《杜甫全集校注》出版。对此书编写者之一张忠纲来说，完成此愿，“对得起伟大诗人杜甫，对得起先师，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个交代”。

装帧精致的白色书皮上印着编写者的名字：主编萧涤非，副主编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应了杜甫那句悲叹交加的“访旧半为鬼”，萧涤非、焦裕银和李华已不在人世，而健在的三位都已是迟暮之年。

新书发布仪式那天，有幸亲眼看到这部书面世的老作者们合了张影。镜头中，年近90岁的廖仲安满头白发，两鬓斑白的郑庆笃年过八旬，74岁的张忠纲前额发际线如同时光的潮水一般，深深地向后退去。

而在一张发黄的老照片里，那是30年前，他们意气风发地站在河南巩义市杜甫故居前，身边还有不少知名古典文学专家，比如殷孟伦、王利器和舒芜，以及至今仍在用英语讲授中国古典诗词的叶嘉莹。

一位脖子上搭着黑色围巾的老学者，拄着拐棍站在人群边上，脸上流露着一种从容而笃定的神情———他就是萧涤非。

“我们能不能成为杜甫的知音”？

1984年，在杜甫故里河南巩县召开了《杜甫全集校注》样稿审定会。再往前追溯，这个古籍整理项目酝酿于1976年。当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制定了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大作家集”的规划。确定下来的大作家集共有15种，包括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苏轼等。

对于承担杜甫集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说，约请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担任主编是最恰当的选择。他是国内著名的杜诗研究专家，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位置的山东大学，他和冯沅君、陆侃如、高亨一起被称为“中文系四大台柱子”。

萧涤非踌躇满志地接下任务。在一篇谈论《我是怎样研究起杜甫的》文章中，他引用了杜甫晚年所作《南征》里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这大概是杜甫落寞内心的自白。在那个诗歌的全盛时代，杜甫不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诗人。他死后一段时间里，文集只流行于江汉之间，甚至江东一带还不知道他。

紧接着杜甫在一千多年前的那句感叹，萧涤非写道：“我们能不能成为杜甫的‘知音\’？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

留给后人的担子很重。光是收集和阅读各种杜集研究资料，校注组就花去了6年时间。他们穷尽可能地收集有关杜甫的古籍版本。北京、上海、南京等十多个省市和许多大学的图书馆，都被他们不止一次地光顾过。

张忠纲回忆，当年他们几个年轻气盛的大学教师，经常不得不“求人走后门”。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发现一个海内孤本，但图书馆不准外借和看原书，只能看显微胶卷。他们只好求人翻拍出来，又找到新华社的熟人，用刚从日本进口的设备放大出来再看。

电子时代还没到来之前，摘录资料和写稿，只能靠最原始的手书。他们先将资料抄写在卡片上，再在专门印制的单页500字的田字格稿纸上“爬格子”。从打草稿到誊抄定稿，作者们要一笔一画地爬三四遍“格子”。

停滞18年后，终于摆脱“烂尾”悲剧

1991年，85岁高龄的萧涤非住进医院。张忠纲记得，躺在病床上的萧涤非还在不停地审阅校注的样稿。

没能熬过那年春天，萧涤非就去世了。在失去学术领袖之后，这个意义重大的集体性学术项目，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几乎陷于停滞。

直到进入新世纪，写好的手稿依然沉沉地压在箱底。

事实上，30多年前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制定的“古代大作家集”，将近半数的命运也都不济，至今没有问世。

中年加入注杜小组的张忠纲，进入晚年却在为这部书的“泥牛入海”而忧虑。他时常跟人感叹：“注诗难，注杜尤难。注杜之艰难曲折，犹如老杜艰苦备尝之经历。”

所幸的是，起始于1978年的《杜甫全集校注》，虽然“艰苦备尝”，但最终没有以“烂尾”的悲剧收场。山东大学于2009年重新启动“杜甫全集校注”项目。2012年，这部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在山东大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协调下，困顿将近20年的杜甫全集校注小组重新开工了。蒙着灰尘的底稿从箱底翻了出来，项目蹒跚地迈开步子。而校注小组最初的成员，将近一半去世，健在的也已经老了。

几经权衡之后，张忠纲成为《杜甫全集校注》的终审统稿人。在几位老成员中，他属年纪较轻的一位。4个年轻的博士生充实了注杜的团队。就像萧涤非当年嘱咐自己一样，张忠纲时常跟这些年轻学者说：“注杜诗是坐冷板凳的事情”。他还喜欢用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著和学生共勉。

1300周年，涂鸦比诗更热闹

2012年，杜甫诞辰1300周年时，注杜的项目并没有引来特别的关注，杜甫学术研讨会也并非新闻热点，反倒是“杜甫很忙”的PS图片在互联网上像病毒一样传播。

人们发现，高中语文课本插图中那个骨瘦嶙峋的杜甫一时间铺满电脑屏幕，他一会儿扛着机枪，一会儿骑着摩托，一副“很忙”的样子。

在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意外地多了一个讨论的话题———“杜甫很忙”究竟是不是网络策划？涂鸦的走红到底是怎样的文化形态？

当时，还有媒体评论发问：“若无涂鸦，谁还记得杜甫诞辰1300周年？”

在那个不平淡的纪念年份里，《杜甫全集校注》却并没有合乎时宜地成为应景之作。

当时，作为终审统稿人，张忠纲认为书稿还没有完尽，“不能仓促地出来”。不少人劝他“趁热赶紧出版”，但难以说动这个性格有点“倔”的老专家。

“这部书是集大成之作，一百年之后也要能称得上高水平。错过杜甫诞辰确实很遗憾，但是也不能为此牺牲书的品质。毕竟，做学术并不是赶工程，也不是为了献礼。”如今，张忠纲语气平静地说道。

他甚至带着些许遗憾补充了一句：“若不是出版社说这个项目必须要在2014年完成，我会花时间再磨磨。”

2013年12月29日下午5点多，窗外已是黄昏。张忠纲看完《杜甫全集校注》清样的最后一个字。他长吁了一口气，“感觉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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