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缺钱闹的

几个文人，刊物办不下去了，穷途末路，各奔东西要去谋稻粱，散伙酒是在上海“静安寺近边的那间一楼一底的房子里”喝的，桌子的上位摆着他们出版的丛书、季刊、周报。微醉时，他们对之展拜，轮到邝海如叩了几个响头，大声地说:“诗神请来受飨，我们因为意志不坚，不能以生命为牺牲，所以想各逃回各的故乡去保全身躯。但是艺术之神们哟，我们为你们而受的迫害也不少了……”诉了一大通苦，点火烧了他们亲手编辑的这些书刊，“有几斤纸灰，飞上了空中，直达到屋檐上去”……好悲情啊，也很滑稽。

这是郁达夫小说中的场景，郭沫若在自传里自认“邝海如”指的就是他，不过这个情节是虚构的。小说里写了三个人曾季生、邝海如、于质夫，都是先后留日的同学，他们“好义轻财，倾心文艺”，“对于世故人情，全不通晓”，对于那些“虚伪卑劣”的成功人士都“痛疾如仇”。因此，“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就不得不动辄受人的攻击。”((《离散之前》,《郁达夫全集》第1卷第311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熟悉创造社历史的人，不难看出来这三人分别是现实中的成仿吾、郭沫若和郁达夫，这篇小说属于“非虚构”类型的。1923年9月，郁达夫接受北京大学统计学讲师的聘任，要离开上海，创造社三巨头即将离散，郁达夫的这篇小说其实写的就是这个。小说充满挑战、反叛性，更多的是自怨自艾，特别是哭穷、叹气、自嘲，反正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吊丝吐槽”。

“吊丝”是网络时代的新词，却非新人，至少创造社的几位元老和小伙计们都是吊丝。郁达夫为《创造季刊》出版写的广告《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予告》，自居“无名”作家，集合同伙，向垄断文坛的“偶像”挑战，这是十足的吊丝口气。在他们心里，不光胡适之这样的教授，就是茅盾、郑振铎等背后有大书局支持的人都是“垄断”文坛的高富帅。

郭沫若早期的小说很好看，也是因为充满底层性。它不曲折，很直白，那就是一个字:“钱”，如果两个字就是“缺钱”———当今亦然，吊丝男与国民老公的差距不也是这个“钱”字么?文学“不值一钱”，卖文为生那是种子落到石头上，过不下去了，主人公爱牟只得把妻子和孩子送回日本，为省下一张船票，他只好让弱女人带着三个幼子，跟自己的朋友一起走。送走妻儿，“他真觉得茫茫天地之间只剩下他孤零的一人，四面的人都好像对他含着敌意，京沪的报章上许多攻击他的文章，许多批评家对于他所下的苛刻的言论，都一时潮涌了上来。”(《漂流三部曲》,《沫若文集》第5卷第128-1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他自暴自弃，吸烟喝酒，整日对着妻子的照片诉衷情，抱着妻子的棉衣睡觉……送妻儿回国并非虚构，当时泰东书局聘请郭沫若他们编书，却并无固定工资给他们，真是一块钱都难倒英雄。郭沫若不能忘记:“第二天要开船的时候，我是跑到船上去和达夫握了别的。他拿了几个金山橙子给我，说:‘拿回去给孩子们吃。\’我几乎流出了眼泪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79页)

一把辛酸泪啊，其实他们本来可以有另外的生活，郭沫若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读经济，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枪炮专业，热门啊。不幸，他们一旦染上文学病毒，便无可救药。然而，穷人不恨文学，恨钱。《漂流三部曲》的结尾，爱牟拒绝了一笔一干两的“巨款”，拿着汇票，他想:“这金钱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躏，你且看我来蹂躏你罢!”“爱牟突然把那一干两的汇票，和着信封投在地板上，狠狠地走上去踏了几脚，他不回C城决心愈见坚定了。”(《沫若文集》第5卷第156页)踩死你!原来踩钱有这么大功效，你试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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