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
1956年,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大礼: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及其夫人潘素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等八幅书法,无偿捐献出来。“稀世之宝”、“价值连城”这样的词汇,在张伯驹捐献的作品面前,一下子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
1898年,一个叫张家骐的男孩出生于河南项城,因为兄长没有男孩,张家骐被过继给大伯张镇芳,他便是后来闻名一时的张伯驹。张镇芳曾出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以擅长理财出名。张镇芳创办的盐业银行,成为当时四大银行之一。
张家的显赫与袁世凯密不可分。张伯驹虽然按照家庭意愿,学成于袁世凯兼任团长的“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团”,但军阀混战以及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反而使张伯驹有了远离这一切的决心。张伯驹后来在盐业银行挂了一个总稽核的空名,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
张伯驹似乎是注定为收藏而生的。收藏有两大要件:一为财,二为才。前者自不必提,至于后者,天生聪慧的张伯驹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曾在友人家里偶翻一书,过若干天后,还能将其中诗句背诵下来。
有人曾经描写他所见到的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烟火气。张伯驹所经历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张伯驹曾发自肺腑地说。在那个年代,张伯驹试图以一己之力阻止珍贵文物外流,显得尤为悲壮。《平复帖》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的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当时归溥儒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卷》卖予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琉璃厂的一位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又请张大千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万的要价前止步。
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后偶然得知溥儒丧母,急需钱财发丧,经藏书家傅沅叔斡旋,以四万元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字画商听说此事后,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庆幸的是,《平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绑架者是汪伪特工总部的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否则撕票。
绑架者明显是冲着张伯驹的钱财来的,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了那些珍贵的字画。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变卖字画,拿钱赎人。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
张伯驹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还说:“不要以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也始终不肯答应变卖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据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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