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国李庆华
于是,他便到屋里屋外,房前房后地看了一遍,好像要找出点值钱的东西来变卖似的,可是除了那些破破烂烂的家什和一点必不可少的农具外,再也找不出可卖的东西了。
思前想后,父亲想到,家里还有三亩地呢!便果断地对我母亲说:“卖地!撑过这一关!”
“卖地?”母亲有点吃惊,“咱可就只剩下这三亩地了啊!”
父亲沉思着说:“有国才有家,只有打倒了日本鬼子,咱穷人才能翻身。将来,建立了新中国,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的,咱个人还愁没地种?为革命就是倾家荡产也最值得。”
地卖了,我们家这个“饭店”又照常门庭若市、炉火通红,温暖了来到这里的一切革命同志的心。
由于日寇汉奸活动猖獗,同志们得经常转移驻地,我父亲和其他同志一样,经常东奔西跑,四处活动,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日日夜夜都在考虑研究对敌斗争策略,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有一次,全家随我父亲转移到孙庄。刚安排好住处,我姑父王合宾(担任联络工作)急急忙忙地跑来报告说:“敌人偷袭刘岗村,没抓到我们的人,你家里的房子被敌人烧掉了!”大家一听都很痛惜。家里的房子虽然破旧,却能遮风挡雨,不管生活怎样艰苦,一家老小住在一起,总像一个家啊!现在敌人一把火烧掉了,谁不感到痛心!
但是父亲平静地问我姑父:“邻居家的房子有被烧掉的吗?”
“没有。”
我父亲立即拍手大笑起来。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莫名其妙:对敌人的暴行不感到愤慨,反而拍手大笑,这是为什么?
我父亲好像看出了众人的心思,带着几分激动的语气说:“敌人偷袭刘岗村扑了个空,今天只烧了我一家的房子,群众的财产没受损失,这就值得庆贺!敌人烧我的房子,说明我参加革命使敌人害了怕,咱的拳头打到敌人痛处,他们才恨我。所以我感到很光荣!”
他嘘了一口气,又风趣地说:“烧了房子和东西,以后再东奔西跑闹革命,就省得挂家啦。一把火烧掉了一个包袱,不又是值得庆贺吗?”
一年后,刘齐滨成为冀鲁豫边区第三专署的第一任专员,日夜操劳。过度的劳累、恶劣的环境再加上营养不良,使刘齐滨的肺病加重。他瘦得皮包骨头,走路也困难,在机关转移时,骑着一匹小马跟着东奔西跑。
后来连骑马都骑不了了,就坐上担架坚持工作。日益严重的肺病折磨着他,他时常咳出一摊摊的鲜血,胸部的脓疮一次就可以挤出很多脓血,领导和同志们再也不忍心让他工作了。
他讲话困难,就让人在床头放上一只手摇铃,他没气力喊人,有什么事,就把铃铛一摇,把同志们召集到跟前安排工作。他还让人每天给他读文件,谈情况,把自己对工作的意见慢慢写出来,送给有关领导同志,就这样一直带病坚持工作。
1942年4月15日,在曹县张子高村,一早他就摇铃,叫人把专署的负责同志都请来。他竭尽最后的力气说:“要好好保护眼前的麦收,这是关系千万群众利益和抗战的大事……”他艰难地喘了喘气又说,“我不行了,死后不要搞什么仪式,埋了就行了,不要再花公家一分钱,孩子不要管,让他们自寻活路……”
说完,与世长辞!
2001年我们采访了当年参加过追悼会的刘齐明老人。他说:“群众自发到了好几千人,台子前满满的,没有不哭的,大家都说死了一个好领导,从那天起,我就明白了共产党的官应该怎样当!”
曹县第一任人民县长风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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