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书法家 ——记忆中的书法家华民先生

华民先生是山东济南人，曾用名卫大年，1928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历城，1949年9月他进入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即现在的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舞台美术专业学习。1952年毕业后，他毅然来到了条件艰苦的甘肃，进入奠基创业时期的甘肃省话剧团，成为该团乃至甘肃省第一位受过正规专业教育的舞台美术设计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浩劫席卷全国，华夏五千年传统文化濒遭灭顶，作为中国文化瑰宝的书法艺术之树叶落花雕，整个书坛一片萧条。但在这萧条中，点点微弱的星火在熠熠闪烁，那些深爱着祖国传统艺术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不甘寂灭，以书写毛泽东诗词、语录甚至当时的标语口号等不时进行一些书法创作活动。在甘肃，省文联恢复工作后，成立了美术摄影展览办公室，其中分设了美术组和书法组，负责组织举办一些美术书法展览活动。当时参展的作者以工人、农民为主。就书法而言，有一定造诣的作者大都是一些中老年书法家，他们虽占少数，但却是当时甘肃书坛的柱石和脊梁。我当时作为一名青年书法作者，对这些凤毛麟角般的书法家敬仰崇拜，心慕手追，而华民先生就是其中我很敬仰且接触较多的一位。我不仅得以亲聆先生的教诲，并有幸成为他唯一的学生。

在甘肃省话剧团，由于学术出身优越，文史才华渐显，天长日久而成为了大家公认的“活字典”，1965年话剧团排练演出大型重点历史剧《岳飞》，面临一系列文史方面的问题，他破例被确定为该剧“历史资料顾问”，为排演工作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华民先生除了坚守他的本职工作——舞台美术设计以外，书法、篆刻是他身上很大的亮点，他的书法水平当时在全省处在前列，他的书法作品常在一些重要展览和一些重要场合出现，他的作品也曾代表甘肃省赴日本展出，他的名字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先生的书法是在孩童时期接受启蒙教育时打下的基础，加之严格的家庭教育和熏陶，少年时代便习得一手好字，成年后更深深喜爱上了书法这门艺术。临帖习书成为他常年必修的功课，从“二王”到禇、欧、颜、柳，从苏、黄、米、蔡到元明赵、董，清人“八怪”等等，广泛涉猎研习。他汲取众家之长，熔冶各体之妙，在浩瀚的书法艺术海洋里奋力遨游，坚持不懈地向着他的艺术理想奋进。

行草书是先生的代表书体。他的行草书创作着力追求那种“瘦硬”之韵和遒劲之力，其书之骨架似有钢筋铁骨支撑其间，而又不失血肉精灵之气。他将每个字的中宫收得很紧，聚气于中，而将一些能够舒张活力、体现情致的结构、部件尽情予以舒展、夸张，奋力挥笔写去。但此时，他内向、耿直而又循规蹈矩的性格因素发挥了作用，极力控制着他挥洒的笔锋并不能走到象徐青藤那样豪迈无羁的境界，他的夸张和挥洒都是有限度、有制约的，到一定限度他会力挽笔势，达到中气内敛放而不散的效果。所以，赏读先生的行草书作品，铿锵跌宕，风雅飘逸，犹如面对一匹丝缰束身的駻烈而又训练有素的骏马驰奔腾跃，给人力量的鼓舞又感受到一种优雅的美的享受。同时，他又在探索如何将真草隶篆各书体的一些艺术因素融入到行草书中去，他不停的在思考和尝试，在创作中反复摸索，特别是篆书的融入，能做到天衣无缝、自然流畅难度相当大，但他不停地在试、在创，从未停歇，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先生以严谨的做学问的态度研究篆、隶，并以此追溯书法艺术的源流。他常告诫我，学习一定要有追根寻源的精神，这样打下的基础才扎实。他通过研究甲骨金石文字，探索中国文字和书法艺术的发展源流，从而为自己的书法创作打开更广阔的前进道路。他研究隶书，对汉隶的用笔和结构深入探索，以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创作探寻一条自己的路子。于汉隶他更喜欢《史晨》、《乙瑛》、《礼器》诸碑，这三通均藏于曲阜孔庙中的碑刻，他从小读书时就常去观赏，早就印在了脑子里，并长期临习，反复摩挲。此外，他对清人邓石如的篆隶情有独钟，尤敬邓石如平民化的人生历程和他在艺术上敢闯冷门、勇辟蹊径的创新精神。他从汉隶和邓石如那里，悟出了以篆书笔法入隶的道理，信服前贤所言“以篆作隶隶则古”的信条。赏读先生的隶书作品，结体严整而又富于变化，秀雅俊逸而又貌丰骨健，他将《史晨》、《乙瑛》、《礼器》的蚕头雁尾收拢，将力内敛，更显古朴圆劲，全中锋用笔，更显神完气足，既有汉人的遗传基因，又有邓氏的流风遗韵，从而展现出他独自的面貌。

先生喜爱篆刻，但他实际把篆刻当做书法的辅业。“书从印入，印从书出”这是先生教我的道理。他把书法研习中的心得感受常用于篆刻创作，清秀劲健的篆刻风格与他的书法风格是一致的。他遵循古人“小心落墨，大胆奏刀”的法则，印稿设计构思极精细，如大匠建屋，胸有全构，精细筹划，不忽略任一细节，而奏刀时，秉刀直入，痛快淋漓，其印面爽洁利落，泠泠然清气出焉。

欣赏华民先生的书印艺术，使人不能不想到“书如其人”的古语。先生性格耿直，淳厚，善良，而他一生事业、生活的旅途却并不平顺，但他从不怨天尤人，悲观消沉。对眼前的坎坷，他总是淡然相对，隐忍前行。

先生教我书法多年，从不求任何报答。有一年春节，我敬送先生一小盒茶叶，不过几天，先生亲为我刻制印章两方，我喜出望外表示谢意，先生很平淡的答道：“这是你需用的，也权作纪念吧！”先生做人如此，于名利更是如此，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奔涌而至，甘肃和全国的书法活动越来越活跃，大家都争相奋力争取自己的书法作品能多参展、多发表，能出名甚或能换来钞票，而先生作为一名在全省已有一定声望的书法家，这时却越发的淡定，越发的低调，他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不张扬，不显摆，不拉扯关系，不寻机钻营，而总是那样静静地默默地做着自己份内的那些事。以致数年之后，他的身影和他的名字都渐渐地淡出了书法圈，少有人再提到他，再想起他，他的书法、篆刻作品也越来越难见到,直到1999年10月他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在他离去的那些日子里，也是那样的平静，没有吊唁的人群，没有送葬的车队……从初识先生到他去世，我始终没听到他一声怨悔、一声叹息!

华民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书法家！他是一位纯正的书法家，是一位真正把身心都献给书法艺术的书法家！我们不应忘记他，社会不应湮没他！□安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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