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的“书劫”

1937年12月，日军进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随后据有附近江浙地区，并对这些地区进行了有组织的洗劫，中国的珍贵文献也在洗劫范围之中。日本方面把他们的劫夺行为称为“接收”，但对中国而言，就是“书劫”。

日本“接收”的中国文献数量浩大。日本杂志详细刊登了“接收”南京典籍的情况：保管于珠江路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所的国学图书馆，其中善本，早为中国方面搬走，现所接收者，共为15万余册。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的藏书，也已经搬出。外交部图书馆，多外交、国际关系书籍，共3万余册，其他2万余册。国民政府文官处图书馆，方志丛书等共有7万余册。内政部图书馆，大部分为风俗物产报告，闻大部分已散失。中央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已不复存在，大概已经转移。南京的市立图书馆，已于夫子庙同毁于火。京中接收的图书，共60余万册，不及事变前之半也。

为了接收南京重要图书，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从东北大连图书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等处调集了日本专业人员330人、士兵367人、中国搬运苦力830人，对南京的中国文献进行“整理”。据参与“整理”的日本专业人士青木实在回忆，接收的图书有70余万册。

日本杂志也记载了江浙地区中国典籍的损失情形：上海，“接收”市立图书馆及暨南大学、南洋中学、大夏大学。杭州，“接收”浙江省立图书馆之书，另外，苏州、镇江、昆山、嘉定、常熟、太仓等地的图书亦被洗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杂志的记载，显示的都是日方对江浙地区公立藏书机构的劫夺，而没有涉及一家私立或个人藏书机构。但其实，日方不仅劫夺中国私立或私人藏书机构的典籍，甚至造成了死亡悲剧。

粤港地区。广州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为中山大学、市立、仲元、广雅4所图书馆。截至1939年6月，中大总馆方面，图书损失约17万册。市立图书馆所藏达40万册，全部毁于劫难。仲元图书馆藏书，因事先外运，损失有限。广雅图书馆藏书也于1939年被全部运走。

香港沦陷后，日军亦向各方搜集图书，将其集中到香港图书馆，近10万册。

北平地区。北平图书馆、北平师范大学等均有损失，其中以清华大学损失最为严重。此外，天津、长沙等地图书也都面临劫难。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至1938年12月底，中国图书全部损失在1000万册以上。特别令人痛惜的，私家藏书也几乎尽数毁失，如吴兴嘉业堂刘氏，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等。天津木犀轩李氏，藏本之精善，为全国之冠，且有为公家图书馆所不及者，尽数为敌寇强掠而去。教育部的结论是：“故敌寇之目的实在整个消灭我国之文化机关，使之无书籍可读，无材料可资研究。”（摘自《文摘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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