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新故事 上锁的房间(8)

□【美】劳拉·金

“那好像是你的人。”他说道。顺着他的视线,我看到了一位三十来岁的绅士,头发棕黄,身材发福,一身粗花呢西装,挤在正要下舷梯的搬运工中,努力地朝船上走。果不其然,他停在舷梯顶部,向事务长一通乱问,事务长朝着餐厅指了指。没一会儿,他便破门而入,只见他脸红气促,左手抓着帽子,右手朝我们伸过来。

“罗素小姐?哦,真是抱歉,我来晚了。我本来派了个小伙子来等船进港,结果他魂不守舍,好像女朋友在附近似的。您为什么不叫人给我打电话呢?您的行李搬下来了吗?您好,”他转而道,原本攥着我的手伸向了福尔摩斯,“下午好,福尔摩斯先生,很高兴见到您。我是亨利·诺伯特,听候您的吩咐。欢迎来到旧金山。至于您,罗素小姐,欢迎回来。来,两位下船吧,我们去酒店。”说着他把软帽重新扣到头上,抢着拎起我的包,空着的手伸向门口,催促意味十足。

“为什么住酒店?”我问道,“我们应该可以住到家里吧?”

诺伯特停住,又摘下帽子,“啊。哦,不不,我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不,住酒店可能会更舒服一些。我预约了市中心的圣法兰西斯大酒店,从办事处出来,一拐弯就到。”

“家里的房子有什么问题吗?”

那顶帽子本来正朝黄褐色的头上扣去,听到问话,又放了下来,“不,不,房子还是坚实地矗立在那儿,没有问题。但是,过了这么多年,肯定不太适合住人。”

我张了张嘴想抗议,已经提前通知他把房子收拾好了,但又一想,似乎没什么立场:显然,我应该自己去看一看,然后再判断房子是真的不适合住人,还是住着不舒服而已,毕竟闲置了十多年,或许房子积下的尘土都还没清理呢。我闭上嘴,诺伯特先生的帽子也重新占领了高地。我们被温柔地驱赶下船,上了一辆在路边停着的锃亮轿车。

汽车向前行驶。我回想起了十八年前,差不多整整十八年,这座城市一夜清零。如今那场灾难的痕迹已全然消失。当初繁忙的码头被林立的高楼和黑色西装取代,之后又变成商业中心。汽车穿过一间间店铺,橱窗里的春装连衣裙鲜艳明亮。广场上一簇簇鲜花拥着高高的柱子,柱子顶端似乎是一尊带翅膀的雕塑。再转弯,汽车躲开隆隆作响的电车车厢,最后缓缓停在酒店庄严的入口前。穿着制服的小伙子们接过行李。诺伯特先生带着我们,穿过发亮的大门,朝前台走去。

礼宾桌后站着的那位绅士,和大门一样闪闪发亮。他喊着我们的名字迎过来,职业又友善,仿佛我们是老主顾,而非初来乍到的客人,只能通过诺伯特先生才知道我们是谁。后面还站着一位绅士,他看起来更庄重些,锐利的眼睛审视着桌后这位的办事效率。福尔摩斯登记入住的空当,我问诺伯特先生有没有寄给我的信。

“哈!”他惊叹一声,然后将手伸进西装胸前的口袋,掏出了厚厚一沓,“幸亏您问了,否则我还得再返回来送一趟。”

我翻了翻——有三封是哈德森太太寄来的。她是福尔摩斯的管家,为他工作了好些年。有几封朋友的来信,哈德森太太也转寄了来；还有华生医生的一张明信片,显示的是巴黎。诺伯特注意到我脸上有失落的神色。

“您在盼其他的信吗?”他问道。

“算是吧。肯定是被耽搁了。”

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决定,回旧金山后一定要见利亚·金兹伯医生一面。她是一位精神科医生,那场灾难之后,是她照料我的,也是在她的办公室,我开始艰辛地重拾自己的人生。我曾写信告诉她会路过旧金山,还告诉她来信可以由诺伯特先生转交。

可能从日本来的信不太可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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