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重读八十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朱伟作为一名文学编辑就职于《人民文学》,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到另一个作家的家里。在此期间,他相继结识了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并推出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位置上退休之后,朱伟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系统重读和点评了10位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的经典,《重读八十年代》诞生了。本版特选摘朱伟与一些作家的交往经历以及对他们作品的解读,以飨读者。

>>史铁生与地坛建立了某种关系

那时我闲暇到无所事事,骑车满城跑书店,有时闷了,就到雍和宫大街找铁生聊聊。他要是不在家,我就去地坛找他。记忆中一直停格在夕照里,我们边聊边随他的轮椅回家的情景。我记忆里,他似乎就是融于此地的,每次在这里见他,他都是神清气爽,嘴上是标志性那种憨厚的笑。

我一直相信地坛与他是建立了某种关系的。他后来写《我与地坛》,说这里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他说,《原罪》中写到的那个歌者,其实是他在园中常遇见的一个小伙子。而那个“十叔”看着她长大的小姑娘呢?我能理解,他是如何在这里,于雨后满园草木的竞长声中,苦苦思索“生而本不平等”；如何在这里,在对游乐场上孩子们欢笑声的呆滞凝视中,找到抚慰自己的理由。在那些阅历无穷、伛偻着无须言语的古柏面前,才懂得了人生其实是如何不足道,是地坛的气场抚平了他心里的伤痕。

九十年代初,我曾经为了写他,专在一个冬日的早上独自到地坛来寻找此地与他的关系。我在那些千年老柏树边,看到了别处草木早已枯零,唯这里似有地暖,阳光下还是一片青绿。那青绿在阳光下那样宁静,宁静得真消弭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我因此而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的身体是离开了这个巨大的气场,告别了那些千年精华铸就的老柏树,才越来越差的。可雍和宫大街那间小屋,又实在太小了,他又确实是搬进新居之后,才有了一个像样的家。

>>莫言遭遇杂志编辑部“抢”稿子

《红高粱》的发表本身也还有传奇。当初各大编辑部间开始抢稿,动用各种手段,各种抢稿故事无奇不有,但还没到九十年代公然叫价、高价优先的竞争时代。莫言动笔后,我过些天就会去魏公村,问问他写得怎样,也不敢多催,怕催急了不从容。

过些日子再去,问他写完没有,他说,刚写完,但被《十月》的张守仁拿走了。我一下就急了,问他,我们事先说好的,你怎能写完就给他了呢?他无辜说,我亦没办法,刚写完他就到了。他说想看,坐在那儿看了就一定要拿走,那么好的人,我没办法拒绝。我当时气盛啊,我就对莫言说,那你现在就给张守仁打电话,你的态度必须明确。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张先生,我说,老张,您是前辈了,这稿子是莫言说好给《人民文学》的,您怎能就拿走了呢?文学界如都这样,还有信义吗?请您马上把稿子退给我。

张守仁先生是《十月》创始人之一,一个优秀的前辈,现在想,当初的我是狂妄不顾一切。也亏得张先生雅量,他在电话里静听,没有分辩,过了两天就把稿子寄还我了。现在回想这一幕,我的眼前浮现的,都是后来与他相遇,张先生嘴角那种宽厚的笑。

《红高粱》由此发表在1986年第三期《人民文学》上。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叙述“我父亲”“我奶奶”与“余司令”,这样可以突出主观感受,更重要是以主观感受超越情节。情节从14岁的“我父亲”跟着余司令的队伍去伏击日本汽车队始,但结尾才用三节篇幅浓墨重彩写伏击。第一节先用整整一节写高粱地这个传奇发生地的意象,他形容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海洋”,然后写高粱地里的雾气,写天地间弥漫着高粱的红色粉末。洸是水光,洸洋是水无涯际,正是莫言对高粱地这样动人的描写感动了张艺谋,也使他以后的电影里,再离不开这种繁茂的鲜绿了。

>>王安忆的中篇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

王安忆写作的好处,恰是不拘结构。我后来读她一篇自述,称她其实不适合写短篇,因为短篇的精炼不适于她,中篇才适合她的放松叙述。其实,放松叙述正是她的长处。以我陋见,小说无论长短,细节多寡才构成结构。从这意义,《流逝》的构架整体都不错,不足在结尾——欧阳端丽说,“文革”十年,她学会了实惠,这构成了“漏斗”。这个“漏斗”将整个叙述做了一个归结。

我欣赏的恰是其中的市井气息。比如三分钱的牛肉汤,端丽与大女儿像做拼版游戏似的,用报纸剪衣片,大头针将衣片订在拆开的旗袍上,用划石划下来这样“毛茸茸”的细节。小说最考验细部,无切肤感就无亲切。王安忆小说中的细部常令人心动,这最难得。

王安忆的中篇确实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为什么?因为长度足够使她放松。她是一个马拉松选手,跑马拉松的人不宜短跑,靠耐力。王安忆就属于越跑越好的人,这是她的个性使然。

我对王安忆的感觉,其实主要来自她的小说。她的第一部长篇《69届初中生》其实还未找到长篇应有的感觉——让人停留的章节远少于匆匆走过的章节,但却提供了一个体悟她的感光室。她的执拗,她的表象后的我行我素,她的淡然与内心的不妥协……我与她,好像也就一两次实际的面对面。一次是与陈村一起吃晚饭,到八点钟,她说,须回家了,她本就很少在外吃饭,吃了,八点也须回家的。我自以为已经很恪守自己生活原则了,她却要坚决得多。无这般坚决,我想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作品与那么高的平均值。恪守,也意味着对感觉力的保护,明亮的灯光下是不会有敏感度的。这大约与歌唱家保护嗓子,是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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