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留学的武士女儿们

赴美留学的女孩们，右图左三为舍松。

照片由瓦萨学院图书馆特别收藏区、津田塾大学档案馆提供□本报记者 江丹

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很多读者的了解可能只是局限于历史教科书。美国东亚史研究学者贾尼斯·宝莫伦斯·二村的作品《武士的女儿》，则从彼时日本女性留学生角度，为读者提供了别样的解读。所有的历史都可以概括，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鲜活生动的细节。

争取留学机会

1860年代的日本，德川幕府落幕，明治政权取而代之。这场权力的更迭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而后者的胜利与西方先进技术不无相关，比如更有力的武器。他们比其他日本人更知道，要想建立一个全新的日本该向哪里学习，尽管在彼时普通日本人的想象里，外国人还只是“长鼻子、一副精灵长相、整日游荡在山野丛林中的天狗的远房表亲”。

贾尼斯·宝莫伦斯·二村在《武士的女儿》一书中介绍，一位叫黑田清隆的明治政府官员游历美国，学习西方经验。在与美国人的交往过程中，美国女性不同于日本女性的生活状态让他感到惊讶。

“在家里，即使是与黑田同等级别的日本女性，也很少在正式场合露面；当男人们在茶室和接待室谈事情的时候，女人绝对不允许进入。武士妻子们的职责就是缝缝补补，服侍家人，生孩子，为丈夫管理家政；而丈夫们还时不时地进出风月场所消磨时光，在那里，他们享受着另一群女性的陪伴。……但是看看这些美国女性！她们对事情有自己的见解，并能够毫不犹豫地表达——而且男人们还愿意听。她们陪同丈夫参加社交活动和正式典礼，还会主持酒席。男性为女性让座，向女性行脱帽礼，在路边为女性让路，还会帮女性做家务。”二村写道。

黑田认为，美国女性之所以能比日本女性“幸运”如此之多，是因为“教育的差别”。美国上层女性阅读很多书籍，见多识广，是丈夫和儿子智力上的伙伴，她们营造了丰富的家庭生活，从而使得美国男性无论在军事还是商业领域的事业可以蒸蒸日上。在华盛顿，黑田甚至劝说在美国工作的日本年轻公使找一位美国太太，但那位公使出于爱国婉拒了这一建议。

回到日本后，黑田向明治政府提出，应为日本女性提供教育。于家庭、于国家，她们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871年，在日本向美国派出的留学生名单中，多了5个女孩的名字。

一张外交名片

11岁的山川舍松便是这次赴美国留学的女孩之一。她是日本北方一个武士家族的幼女，她的幼年几乎都是在如迷宫一样繁复的武士家宅中度过，对她而言，那些院墙几乎就是“世界的最远处”。

舍松很少有机会踏出家门，大部分的时间跟着老师学习身为日本上层社会女性的规范，比如“服从、忠贞、仁慈和缄默”；再比如过度关注自己的外表是一种愚蠢且虚荣的行为，因为那会引起他人的注意，是一种冒犯，她们的穿着只需要整洁干净。如果她们出嫁，嫁妆里会有一把短剑，那是来自母亲的礼物，“女孩不仅可以使用短剑自卫，如果贞洁受到玷污，女孩还需要用短剑结束自己的生命”。

幕府时代的武士家族在明治政权下需要求取新的生存方法，其中不少家族的生活已经远不如以前，借助政府的力量送女儿出国，不仅可以减少家中开支，而且，或许当女儿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回国时，还能成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舍松便是如此，她的家族已然没落，而留学是一条虽然冒险但值得一搏的出路。

在漫长且艰苦的航行之后，舍松和她的伙伴们终于到达美国。但她们并没有立刻被安排学习，而是作为彼时日本的一张外交名片出现在一些活动场合，不需要她们的时候，则被冷落在房间里，好奇地打量着她们所能看到的关于美国的一切。直到她们被安排住进美国人查尔斯·兰曼家里，才结束所有的颠簸，安定下来。

美国的日常生活让这些女孩吃惊不已，那是与她们在日本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二村写道：“一 开始，新衣服让她们觉得既尴尬又暴露：领口和袖口处是比较僵硬的布料，……衣服将腰腹和臀部的线条衬托出来。她们穿着高帮皮靴，五个脚趾头贴在一起，走起路来咔咔响。不过，当她们玩捉迷藏的时候，她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大步跑，再也不用像以前穿和服和木屐时那样像鸽子一样拖着脚走路了。”

同样，没有了那些武士的规矩，她们的生活似乎也轻松起来。她们不需要为了保持发型一夜不乱而抹发油，更不需要连睡姿都要整晚固定一个形态。

英语思维的日本人

在兰曼家里安逸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舍松和她的伙伴们被分开送往美国各地的新寄宿家庭，开始了正式的美国学习生活。

舍松被送到纽黑文的牧师莱昂纳多·培根家里，在这里，她“像美国人一样长大”。她的邻居中不乏耶鲁大学的教职人员，她所就读的中学里，男生被耶鲁大学的录取率很高，女生则大多在结婚之前成为教师。舍松的勤奋和对女权的认知，让她在中学毕业后争取到进入瓦萨学院的学习机会。那是一所女子学院，“它致力于为女性提供不输给耶鲁和哈佛的教育”。

来美国时的一切新奇已经荡去，舍松已经熟悉了这里的生活，剩下的只有对知识的渴求。在瓦萨学院，舍松更加刻苦和进取，还曾被选为班长。“她是优雅、内敛又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擅长英文，经常给《瓦萨杂记》供稿，文章精致洗练。”二村如是描写当时的舍松，“舍松是世界主义者，同学们觉得舍松就像‘一位诗意而美丽的犹太女人’——虽是外国人的长相，但舍松的表现没那么像外国人。”

不过，在毕业典礼上，身着日本政府提供的织锦毕业礼服的舍松并没有像其他演讲者那样选择“科学的良知”“思辨哲学的没落”等这样的题目，而是“以’英国对日政策’为题，谴责了两国之间持续多年的不平等贸易条约”。

舍松的表现传回了日本，《朝日新闻》在报道中称舍松为她的祖国带来的巨大的荣誉，可他们或许并不知道，“舍松已经不会阅读日文，也不会用日文写字了”，她看英语书，持英语思维，称日本人的一些习惯为“怪癖”，比如书籍是从左往右翻，竖着写字，把姓放在名字之前等，而她对这些“怪癖”的容忍度和接受度也并没有很高。从另一个角度说，正因为意识到了差异，才会有新的方向。结束学业回到日本的舍松，推动日本外交，协助创立日本红十字会，直到60岁那年被流感夺去生命。

舍松和她一起赴美的伙伴，就这样被时代的洪流推动着参与了一段对日本至关重要的历史变革，成为先驱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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