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之年的王蒙出了新书《生死恋》 “让文学滋润普天下的人生吧”

“我只要一写小说，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

于是，耄耋之年的王蒙出了新书《生死恋》，收录了两篇中篇小说《生死恋》《邮事》和两篇短篇小说《地中海幻想曲》《美丽的帽子》。

自《青春万岁》始，王蒙的小说创作已逾65年。今年1月，他以《生死恋》与短篇小说《地中海幻想曲》开启了第66个写作年头。

“日本有一种说法叫成长到死。那么小说也可以创造到老，书写到老，敲击到老，追求开拓到老。”王蒙如是说，也如是在文学的土地中耕耘，“（人生）种种经验都可以得到文学的滋润，发芽，长叶，开花，结果。让文学滋润普天下的人生吧”。

每一粒文字都有生命活力

“二宝再次给我发出音频微信，他的声音，云里云外，飘来飘去，我都听得出来，他仍然是温文尔雅的呢。”中篇小说《生死恋》的结尾，就写到这里。小说中，时间已经进入到2018年，这与“蜂窝煤”时代相比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金钱、物质空前富足并继续膨胀扩大，微信是人们的即时通讯工具，谁都可以拥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天天发表狗屁不通的诗”。

《生死恋》将世界——中国、个人——时代、历史——命运置于一个完全打开了的背景上，从1898年到2018年，从北京胡同到美国圣何塞，从“蜂窝煤”到“洋插队”，将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沧桑，纳于男女主人公之“生死恋”叙事构建中。

在貌似轻快的语调之下，作品洋溢着千回百转、无法释怀的人生况味。有评论称，这是王蒙晚年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超越性生命哲学构成了《生死恋》的坚硬内核。

《邮事》为非虚构小说，讲述作者几十年来因为领取稿费而与邮政、邮储打交道的经历和感受。这篇非虚构作品折射时代变迁世事沧桑，读来倍感亲切又不胜唏嘘。虽未以爱情为主线，但写到作者因营业员苏霞的甜美形象，“去亚运村邮局办事，愈加令我快乐温暖，比温馨又升高8摄氏度，譬如温馨时是17度，温暖时是25度”。

《地中海幻想曲》与姊妹篇《美丽的帽子》充满爱情的朦胧诗意，讲述小说女主角隋意如是众人眼中的“人生赢家”，有着显赫的家世、学历、荣誉、身份等，却在谈婚论嫁的问题上屡屡触礁，小说以意识流写法讲述了她登上地中海幻想曲号邮轮后，在雅典的旅行经历和心理起伏。短小的篇幅，尽显老辣精准的笔力，每一粒文字，都透出强烈的生命活力。

“是这些爱情让我写”

“为什么您写爱情写上瘾了？” “不是我非要写爱情，而是这些爱情让我写。”

这段对话发生在一场名为“相信爱情”的新书发布会上。而关于“爱情”的话题，需要回到作品本身。

《生死恋》的故事从上世纪50年代北京胡同一座四合院讲起。院子主人是德文专家吕奉德和年少夫人苏绝尘，另住吕先生秘书顿永顺等。永顺原是老革命，因犯“男女作风”错误受到开除党籍等处分，老婆离婚，儿子顿开茅也嫌恶他。吕先生因某案被捕后，苏绝尘生下和顿永顺的私生子二宝。二宝自小可爱、乖觉，老实，有礼。多年后衰老不堪的吕先生出狱回家，家中哀颓凄凉。二宝同学山里红爱上二宝，毅然承担起并安排好吕家种种家务艰难，成了二宝的恩人。顿永顺、吕奉德先后去世，二宝、山里红结成佳偶。改革开放出国潮，二宝、山里红先后赴美。二宝被跨国公司聘到中国某工业园任合资厂厂长。二宝陡阔，并为年轻女演员月儿丢魂发疯。二宝向山里红摊牌，以净身出户代价，一年后办完离婚手续。他兴奋地与一年无音信的月儿联系，而她已嫁人并怀孕。二宝绝望颓废，自缢身亡。死前留下时间设定在死后发给开茅大哥的微信：“灭亡为爱作证，挚爱也会成为虚空。”

《生死恋》小说的灵感来源于王蒙的现实经历。他坦言，朋友和亲戚中间有着“让人关心、议论和感慨的事情”，因而让他有了写作、解读和分析的冲动。

“王蒙老师只要写爱情就写得认真而又浪漫，是沉稳的浪漫。” 在阅读《生死恋》时，著名出版家、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是带着一种打量的态度。毕竟，王蒙写过失败的爱情故事，并且古往今来，以生死阐释爱情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

然而作品不止于爱情。“在小说中，吕先生和苏绝尘的爱情或者婚姻、二宝和山里红的故事，还有顾家的，这些都是还是很动人的。事实上，可以看到历史的变迁，社会的沧桑、家国的情怀都在。”聂震宁说，“所以虽然当爱情小说看，但看出了王蒙对爱情的认真考量，对爱情的认真琢磨，同时又对社会、对历史、对我们的国家变化都有很沉稳的思考。”

一个85岁作家依旧在书写爱情，如果觉得讶异，多是因为他的年龄。“一个人一定要对未知的东西还有好奇与兴趣，他才会对爱情有兴趣，而这跟年龄是无关的。”青年作家笛安有着相似的认知，“王蒙一直都在对未知的东西、未知的世界、对生活保持一种恒定的兴趣，这其实是特别珍贵的。”

“所有的故事都是好的故事”

“所有的故事都是好的故事。”王蒙很喜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伯南克的这句话，尽管不能全然知道其意，但也自有理解。在书中，这句话不只一次出现。

不过，所有发生的故事不见得都是好故事。“问题在于这是谁讲的故事，《生死恋》是一个作家讲的故事，是一个有哲学意味的讲述者讲的故事，一个对北京生活有深入细致的思考和记忆的作家讲的故事，一个对社会有很多辛酸、很多值得回味，同时也有不堪回忆的人讲的故事。”聂震宁的见解可以找到注脚。

《生死恋》的故事出现了5个年头，“一个痛苦与叫人震惊的故事”，王蒙没有写它，但又不能放过，“迟疑而又执着，我念念不忘而且自信自思自我较劲不已”。他最终还是说服了自己。时代的巨变，新生活方式的撩拨，历史潮流如斯夫不舍昼夜，幸福、欢呼与获得，被动、失衡与代价……“你当真要写吗？”答案是肯定的，“无法无动于衷。”

纵观王蒙的创作生涯，从1950年代饱含革命激情的青春之歌与激荡文坛的震颤之音，到1970 年代的异域风情与时代隐思，再到1980年代的艺术探索与内省哲思，直至1990年代的“季节系列”，小说之于他，不仅能延伸体验，记录生活与心绪，更能在诗意与美感的书写中，见证生命与沧桑。

晚年的王蒙，在“青春激情、革命激情、历史激情”多重激荡中，再一次冲破时空的桎梏，直逼生命之复杂真相，呈现出新的生命景观。

“文学最难的是什么？年轻时写出沧桑，到沧桑时还能写出青春。庾信文章老更成，很多作家写一辈子最后还不成，这不容易的。”著名评论家、《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说，“王蒙年轻时，比如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时候，就已经有沧桑，即便到如今写《生死恋》的时候，还如此青春、富有热情，这是很难得的。”

于是，通过《生死恋》可以读出在激情消失的年代，居然还有这生死之恋。而爱情，这个文学中的永恒话题，依旧是每一个人的渴望与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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