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拾神山未知的碎片

□郭净

我们在为梅里山难三十周年策划一套纪念丛书期间，小林尚礼提出疑问，这件事在日本已经过去，为什么中国人还那么在意？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有些含糊，没有让他，也让我自己满意。然而，一场疫情在2019年底暴发，并延续至今，仿佛老天爷揭晓了答案——

西方现代文明在数百年的狂飙突进中确立了一种逻辑，即把世界划分为有灵性的“人”（human）和无灵性的“自然”（nature），并将这种区别固化在一套金字塔式的分类系统中。发端于15世纪的探险运动，其主旨是“文明”对“荒野”和“原始”的探索和操控；而借壮阔山水来彰显个人的勇气和智慧，亦成为探险运动的核心价值观。

20世纪70到90年代，针对喜马拉雅雪山群的登山和科考行动，逐渐脱离了早期单打独斗的境况，进入到群雄逐鹿的竞争时代。梅里登山是这个潮流中最激进的一拨，却在物资充沛、准备周全的情况下遭遇惨败。其受挫的根源，是对大自然威力的低估，而这种威力，不仅表现为突发的雪崩，更以当地神山信仰的形式呈现出来。

梅里登山的挫折，和眼前这场蔓延世界的祸患似乎难以相提并论，但它们都借死亡，凸显了被科技和经济繁荣遮蔽了的两个核心问题：人类与自然、文化与文化应该如何相处。

这座被登山者和旅游者称作“梅里”的雪山峰，藏语的意思是“白色的雪”（卡瓦格博）。这个命名包含着深刻的寓意：他不仅具有岩石、森林的自然形貌，也被赋予了人类敬畏的神性。在上千年的岁月里，当地人仰仗着卡瓦格博的庇护，也因此划定了人与神圣世界不可逾越的边界。所谓“山神”，正是那个拥有庞大力量，能够赐福，也能够毁灭众多小生命的力量的象征。然而，放眼我们生息于斯的山河湖海，自认为尊处生物链顶端的人类，无所不在地侵入神圣的森林、冰峰、湿地、海滩，“荡涤”着他们厌恶的物种和景观，同时也必然因生物圈的自我矫正而遭到报复。这冲突的焦点，恰恰是我们面对灾难，总在回避却再也无法回避的诘问：自然是否有神性？人类的探险是否应有限度？

探险家们裹挟在如此剧烈的冲突中，不得不首当其冲地承担无法预料的后果。作为一个怀抱理想，却又身陷“莫斯肯大漩涡”的登山者，小林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躲开。当然，他的初衷并不是要去了解神山为何物，其实日本人也相信山神，但在他们的文化里，朝圣者是可以登到山顶，对神灵祈祷的。他原本是去搜寻友人的遗迹，就像《缅甸的竖琴》中的水岛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在东南亚收集死难将士的骨骸，让他们的魂灵有个归宿。1999年8月5日，我曾跟着村长大扎西、村民达娃和小林尚礼前往冰川，拍摄他们寻找罹难者遗物的过程。那时，小林对藏族知之甚少，乃至心怀疑虑。等一个月以后我再去大扎西家时，他已经和这家人建立了初步的友谊。十二岁的白玛次木和十一岁的松吉品初用藏语和汉语跟他聊天，大扎西趁着酒兴跟他普及卡瓦格博信仰的基础知识。一种比探险更加久远和深厚的传统，像酒精一般点点滴滴地渗进日本客人的身体和脑袋。如同高更和洛克，这个逃避都市，却又受困于山野的叛离之人，慢慢褪去坚硬的盔甲，转变成了一个山岳文化的摄影家和探索者。

这种身份和灵魂转变的例子，在探险史上属于例外。我竟有幸在平凡之路上见证这段传奇，见证一个登山者被雪山改造的故事。这故事或许预言了一种前景：在种种冲突愈加激烈的时刻，哪怕凭借个人的微薄之力，也能在文化与文化、人类与生态景观的隔离墙上撞开一个缺口，透进一丝希望之光。

山难带来了绝望，却也带来一个普通人扭转命运的故事。确切地讲，小林尽了人事，但推动这无人之作的天命，还来自那座绒地的山神，他会无情地埋葬登山者的肉体，但最终解救了他们的灵魂。

（本文为《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序，作者郭净，人类学家，纪录片《卡瓦格博》拍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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