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棠又伙同于会泳等人秘密翻印了从上海徐景贤那里拿

刘庆棠又伙同于会泳等人秘密翻印了从上海徐景贤那里拿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准备批判。刘庆棠在自己把持部门的几次会议上公开诬蔑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毛主席眼睛患老年性白内障，周总理住在医院里，邓小平觉得夺权的时机已到，要同毛主席摊牌”，“邓小平准备十二月份夺权”等。

１９７６年１月，刘庆棠在文化部连续召开会议，拼凑邓小平“攻击文化部的八条罪状、攻击文艺革命的七条罪状”，并编入文化部１９７６年一号文件。从这年２月起，刘庆棠煽动打倒邓小平及从中央到地方出来工作的各级干部更加升级了，他遵照江青、张春桥的旨意，召开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全力煽动“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并鼓动、威胁说：“敢不敢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

３月，他亲自指挥芭蕾舞剧团炮制了“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舞剧《青春战歌》。此后，他一面派专人去各电影厂督促，一面亲自到现场催促，并亲自抓了《反击》、《盛大节日》、《搏斗》三部轰动一时的影片，旨在煽动打倒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领导人。

为达到投靠江青的目的，刘庆棠一手制造了许多伤天害理的冤案，并为自己的腾达扫清道路。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刘庆棠作孽无数的报应终于降临了！１９７６年金秋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被隔离审查。但是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他执迷不悟，拒绝承认自己犯了罪。曾几何时，他还异想天开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信，表白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主观上是想干革命，为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努力工作的，并竭尽全力替自己评功摆好。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文化部专案组经过反复调查，查清了刘庆棠的全部罪行，鉴于他在长达多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将他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

得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对刘庆棠进行公审，在京文艺界人士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并争相前去观看其下场。在法院对刘庆棠案件审理期间，文艺界凡遭受过他迫害的人都发了旁听证，“重灾区”芭蕾舞团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听。

在公审期间，刘庆棠对起诉书所开列他的条条罪状供认不讳，只是在作自我辩护时，他仍一如既往固执己见，强调其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忠实执行上级指示的结果，竭力从主观上为自己开脱。他的辩护理所当然当即被公诉人驳回。

经过三天的公开审理，最后法庭庄严审判：判处刘庆棠有期徒刑１７年，剥夺政治权利４年。

正像法庭宣判后许多身受刘庆棠之害的人认为量刑太轻那样，他的恶报并未就此结束。接踵而来的是他的妻子毅然决定与他离婚，他的子女也就此同他脱离了关系。

患了肝硬化的刘庆棠获准保外就医。由于他在北京已没有家，只得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寄居。

人生似乎太像舞台了，当年他跟随文工团从这个小村子走出去后，在中国文艺界的这个大舞台上演了一出时而令人敬慕，时而叫人痛恨，时而辉煌壮观，时而又灰暗压抑的话剧。“出将”、“入相”是中国传统舞台边供演员上下场的两道门，只念着在台上风光一世，刘庆棠恐怕从未想过他“入相”的归宿依然是那个小村落。

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庆棠在大连遇见了原来文工团的一个战友—沙音，这位善良的女性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一个刑期和重病同时在身的人，因为这位当年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已经无家可归，如有一扇门能向他打开，就等同打开了他的生命之门。

刘庆棠在沙音家几次发病，几乎丧命，是这位爱他的女性一次次拯救了他的性命。但是等到刘庆棠刑满释放，成为自由公民时，沙音并没有等来爱情之花的盛开。刘庆棠或许明白自己日子不多了，不甘心自己舞蹈事业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为了自己的前途和事业，他攀上北京一位更有门路的女性。他毫不犹豫将危难之中伸出的爱心之手一刀斩断，毅然离开大连，因为他不需要再在桥上歇息，他的未来在彼岸。

从这点上，刘庆棠的性格和品德的确有许多方面值得人们深思。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这难道不是他的命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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