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难缠就叫素质高

药家鑫杀人案结案后仍不消停，先是药父状告苦主一方代理人侵犯名誉，近日代理人张显以药父未删表示愿意捐款的微博为由，和张妙家人一起到药家居住地索要20万元捐款。（据新华网）

事发后,网上同情药父、批评张家一方的留言很多，这无可厚非。因为，药家曾应允但被拒绝过的捐款，若在压力下再“捐”一回，论情理、法理都不合理。要钱之意在于闹，就为了实施“精神刺激”和“出口恶气”。这对两个不幸的家庭，都可悲。我更关注的是有些人说张家要钱“坐实了农民难缠”。发了《任谁都坐实不了农民难缠》一文，不料，就连这等于废话的观点，在网上也引起了激烈辩论。

看到“农民难缠论”市场不小，我想，中国社会阶层间的断裂与对立程度，可能比原来估计的还要严重；有些无厘头的对立或厌恶情绪，确实出自大批社会成员思维能力差或“素质低”的原因。

“农民皆难缠”的理论，要了药家鑫的命，坐实此人罕见的“难缠”，但没人引此事实论证出“大学生难缠”和“市民难缠”。张家、药家的律师或代理人，在结案前后一系列事件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也没人说“律师难缠”或“教授难缠”。坚持农民难缠论的网友看似不少，这和上网的市民多、农民少有关。一些“市民”在文化和智力上未必就高过普通农民，不过，他们或者和某位农民打过交道，或者像药家鑫相似，间接获得过“农民难缠”的经验。然而，无论农民和市民，其委屈、困苦，更多的还是由非农群体所制造、所施加。

若立法、司法、行政权力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市民农民、官员平民，大家都一样难缠或好缠。权力机构、调解单位、舆论传媒、自治组织，都担负主持公道、遏制胡搅蛮缠的职能，个人不讲理的难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不对等，由法律和政策规定出来的不平等地位，让农民“依法讲理”也吃亏，这就逐步把人教训成丛林社会中只知道互害相仇的动物。

所以，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都该关注并参与对公权、公器的监督和改造。对私人不讲理的难缠，等于饮鸩止渴和“自败家门”，这种傻事不能做；而弱势群体自强自救的出路，正是让权力与侵犯者知道“非常难缠”。这，就是“高素质”和“有文化”，就是真的勤劳、勇敢、智慧了。

黎明http://blog.sina.com.cn

/liming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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