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面临大修

１：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

刑事诉讼法修改六大看点

此次提交大会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在总则中明确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

“人权保障问题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的时候还没有规定。现在规定进去是很大的亮点。”多次参与刑诉法草案修订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表示。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王兆国说，刑事诉讼法在程序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这一宪法原则。

刑诉法是一部直接关系公民权益和基本权利的刑事诉讼法律，决定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等基本权利。

“这是宪法有规定以来，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人权规定。”陈光中说：“规定这几个字，不仅有宣示性，也有指导性意义，意味着在惩罚犯罪的同时，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2：防止刑讯逼供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错案让人们对刑讯逼供深恶痛绝。但刑事司法面临很大的破案社会压力，刑诉法修订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说。

修正案草案在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陈光中认为，这次修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都进行了明确规定，是很大的进步。从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保障。

汪建成认为，过去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执行得不好，就是因为非法取得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因此，此次修法重点放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上，而且还规定了严密的、严格的证据收集程序。这会对遏制刑讯逼供起到重要作用。”

3：明确逮捕条件严格限制“不通知”家属情形

“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一直备受关注。根据现行刑诉法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家属。其中“有碍侦查”情形的界限比较模糊。

“在审议过程中，我们采纳社会各界意见，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条件作出几次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修正案草案提请首次审议时，规定两种情形可不通知家属：‘无法通知\’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做这一修改的本意是要用更为明确具体的条件，来严格限定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但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后，产生一些误读，反而被理解为增加了不通知的情形。”对此，二审稿进一步做了限定。“二审稿通过后，有意见认为步子还可以迈得大些。”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

鉴于此，此次提请大会审议的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采取逮捕和指定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都应当通知家属。同时，缩小了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范围。

4：死刑复核更慎重

落实“少杀、慎杀”原则

为体现适用死刑的慎重，进一步保证死刑复核案件的质量，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

北京法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昊认为，从立法规定上看，死刑复核程序过去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带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开性、透明性，为保证这类案件的质量，避免错杀，落实“少杀、慎杀”的原则，完全有必要增加这样的规定。

“上述修改，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为加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提供了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

5：辩护律师介入提前涉嫌伪证需“异地”侦办

根据现行刑诉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只有到了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才可以委托辩护人。

“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修正案草案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对于这一改动，刘昊律师表示，这意味着在侦查阶段，律师的身份由“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转为“辩护人”。

“律师在这一阶段除进行从前规定的会见、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等工作以外，还可以行使调查取证和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刘昊说。

修正案草案还完善了律师会见程序。根据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凭借“三证”就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同现行刑诉法规定不一致，引发过争议。

“经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认为，在刑事诉讼法中应当吸收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但对于极少数案件，从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实际情况考虑，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事先经侦查机关许可是必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

据此，修正案草案规定“三类案件”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

“这既解决了与律师法有关规定的衔接问题，保证了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同时解决了侦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

此外，修正案草案还规定，律师涉嫌辩护人伪证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6：审慎把握刑事和解

防止“花钱买刑”

我国现行刑诉法对自诉案件的和解作了规定。这次修改又将部分公诉案件纳入和解程序。

“将部分公诉案件纳入和解程序，适当扩大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同时，考虑到公诉案件的国家追诉性质和刑罚的严肃性，防止出现新的不公正，对建立这一新的诉讼制度宜审慎把握，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也不能过大。”全国人大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说。

修正案草案规定，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

修正案同时规定，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有人提出，这是否意味着可以“花钱买刑”。陈光中教授认为，制度不是一点没有弊端，但是修正案草案规定的适用范围很窄，比较严格，而且必须出于双方自愿。“鼓励犯罪人道歉赔偿，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权益，使其得到更多赔偿。这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刑诉法的两次修改

今天，修改刑诉法走到了新的重要节点。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完成了刑诉法的第一次“大修”。

1996年对刑诉法首次修改，大胆吸收了先进经验和做法。修法向着保障人权、更加公正迈进：完善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制度；检察机关不再使用免予起诉；改革死刑执行方式；增加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规定；吸收“对抗式诉讼”，改革一审审判方式，法官居间裁判，当事人可以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辩论、质证

……

这次修法在刑事强制措施、侦查手段、被告人的辩护权利、立案管辖、庭审活动等诸多方面，作了重要补充修改。陈光中认为，第一次修改刑诉法是成功的，并且为以后的修法积累了有益经验。比如，注意惩治犯罪，同时也注重保护人权，努力做到两者的统一；在立足国情的同时，也吸收国外的实践成果。

社会快速变迁，实践持续发展，立法不断演进。历史的脚步走入2011年，刑诉法开始进行第二次“大修”。

刑诉法修改和完善，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毋庸讳言，近些年曝光的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案件，也暴露出刑讯逼供等程序违法问题。正因如此，本次修法发出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强音。

面对讯问可以保持沉默。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条款是宣示性的，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了严格的证据收集程序，又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一些制度，这都将对遏制刑讯逼供起到重要作用。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而“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是本次修法的最大亮点。这是宪法精神最直接的贯彻。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指引我们缔造公平正义的制度自强不息……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有望“封存”可附条件不起诉

为有利于未成年犯更好地回归社会，8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设置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往往“一失足成千古恨”。修正案草案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对办案方针、原则、诉讼环节的特别程序作出规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都在发育过程中，他们的犯罪带有很大的或然性。对他们的犯罪记录封存后，使得他们在人生的成长中，不会因为这样的记录耽误上学、招工，影响前程。”

同时，修正案草案也为司法机关今后办案留下了余地。草案规定，“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此外，修正案草案还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定对未成年人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可附条件不起诉。

贪官外逃面临“人财两空”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在“特别程序”一章中，专门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腐败案件、恐怖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后，其犯罪所得巨额财产长期无法追缴的情况。

对此，8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在“特别程序”一章中，专门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并设置公安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的程序和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指出，这一程序的设置，有利于严厉惩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挽回国家损失，消除犯罪的经济条件，并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由于我国不允许缺席审判，因此，当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无法到案时，诉讼程序就无法启动，使得犯罪分子的财产长期无法得到追缴。

“不定罪的财产没收程序，是一个特别程序，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又能追缴其犯罪所得的问题。”陈卫东说，由于这些财产是犯罪行为所得，因此对这些财产的追缴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

避免变相“上诉加刑”、发回重审“踢皮球”

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对于因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再次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

为避免案件在一二审法院之间“踢皮球”，反复发回重审，久拖不决，8日提请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进一步作出规定。

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对于因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再次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建成评价说：“案件不能在一二审法院之间无限期地来回循环消耗司法资源。修正案草案就是要使得案件在发回重审一次后，二审必须下判，履行二审的职能。”

在避免发回重审“踢皮球”的同时，修正案草案还作出规定避免变相“上诉加刑”。“上诉不加刑”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现行刑诉法明确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实践中存在规避这一原则的情形：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下级人民法院在重审中加刑。“有的二审法院发回重审，要么打电话要么发函，说案子判轻了，要判重一些，或者要求追加罪名等等，变相加刑。”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指出。

专家建议，立法应当对法院发回重审案件不得加重刑罚作出明确规定，避免变相“上诉加刑”，从而完善审判程序。

鉴于此，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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