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学术态度

□李传玺

春节期间读完了《余英时访谈录》，此书内容丰富，收获颇多，但这里只想从他见钱锺书先生谈《宋诗选注》说开去。

1978年余先生回北京，要求见俞平伯和钱锺书，于是在俞家见到了两位先生，他和钱先生谈了钱穆、《红楼梦》、马克思的私生子和《宋诗选注》，“我记得我还跟钱先生提到过，胡适看了他的《宋诗选注》以后，曾经说这本书诗选得并不太好，但注释都很好。胡适基本上是说钱锺书是天才”。这段话出自胡颂平先生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58年9月出版后，1959年4月29日，“一位香港的朋友托人带来一本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给先生。先生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分的人，我没见过他。你知道他吗？\’胡颂平说：‘十年前在南京，蒋慰堂（复璁）同他来，匆匆见过一面。他是钱基博的儿子，英文很好。\’先生说：‘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据清人《宋诗钞》选的。\’先生约略翻了一翻，说：‘黄山谷的诗只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锺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过了一天，先生看了此书后又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看的。\’”胡适对钱评价那么高，虽然他没有见过钱，同时对宋诗他俩有比较接近的审美情趣和喜好，对此书的选编，胡适是深深理解钱先生的用意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系统批判胡适思想，胡适多以“理解的同情”去看待这些亲朋师友的“火力”，没有因为这些批判而对大陆学术的发展持一概拒绝或否定态度。他不仅利用一切可能给予密切关注，而且只要一看到好的，都会在日记和书信里留下分析与赞扬。

比如对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1954年胡适生日那天给沈怡的信中说：“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以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某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受清算了！其实我的朋友们骂我，我从不介意。如周君此书。”随之他对此书大加赞扬， “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为此他托人四处买此书，并赠送有关图书馆收藏，“我大索香港市场，买得四册，留两册与台大与史语所”，并常常向人推荐此书，比如对沈怡，“《红楼梦新证》已三版，香港可买到，你若没见此书，我盼望你寻一部来看，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你在曼谷如找不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可向香港、东京找”。

比如，1956年2月19日，“去年大陆上印出了一部《水浒研究》，著者署名‘何心\’。此书是一部很好的考证，可以说是结《水浒》研究总账的书。此书有批评我的一些地方，大致都很对。我很想知道这一位新起的《水浒》研究专家，曾写信去托程靖宇访问此人的真姓名。我猜是孙楷第（子书）。但今天童世纲兄告我，‘何心\’是陆澹盦先生，是项定荣夫人的父亲。当访项君夫妇细问生平。”面对批评，胡适并没有不舒服或者认为自己是权威而强辩，而是坦率承认，同时因为书好，是那么急切地想认识或了解作者。

1956年11月18日起一连三天的日记，胡适全是在评胡道静先生的《梦溪笔谈校证》。“大陆上新出的《梦溪笔谈校证》两大册，著者泾县胡道静，可能是朴庵先生的儿子，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956年，1月）”，然后遍列此书参考的本子，并给予高度评价，“胡道静校证《笔谈》，功力甚勤，是近日新出的一部好书”，虽然有不少毛病，但功力“确可称许”。胡适这样做，非常少见，书好是前提，但也可看出胡适读得仔细读得激动。胡适还说此书解决了高梦旦先生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早年一个注释的困惑与不足。“当年老友高梦旦作十三月历法，‘绪言\’中曾说他三十年前草‘改历私议\’时，曾引沈括‘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二语，而后来不记得出于何书。他曾遍校《笔谈》各本，竟不见此二语的全文。我当时也曾助他查检，竟不知此六字只盛如梓引用了全文。其余各本都依据妄删或误删此六字的南宋刻本。梦旦若在，一定很高兴。”这里顺带介绍一下胡道静先生，朴庵是其伯父，父亲名怀琛，精国学、工诗文，两人均是南社成员。胡道静1927年随顾实等先生攻习国故，1956年春，此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赞誉，1959年，北京大学评述新中国成立十年古籍整理工作的成绩，特别提到了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一部就是此书，顾先生评价说“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日本学者薮内清誉之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这部书为我国古籍整理树起了一道巍峨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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