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错案中的“个人之恶”必须追究

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再审程序对10年前杭州发生的一起“5·19强奸致死案”进行审理，因证据不足，被告张高平、张辉叔侄俩被宣告无罪。出狱之后的张高平对记者说：“我恨他们（办案警官），我怎么能原谅他们呢？我想过原谅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要起诉他们，尤其是那个‘女神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断定我们涉罪，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31日《南方都市报》）

张氏叔侄案的再审辩护律师、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阮方民认为，张案沉冤昭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必将载入中国司法史册。此前类似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多半得益于“亡者归来”或“真凶浮现”这样的小概率事件，而浙江省高院的再审改判，并非因为出现了新的证据，而是把原二审判决定案证据中的被告人有罪供述等全部证据纳入非法证据一概予以排除。

任何一个社会都难以绝对避免冤假错案，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首次运用，让人们对冤案纠错机制有了更为笃定的期待。此案再审改判无罪的标志性意义还在于，它一改此前不少地方司法机关在重大刑事案件中所秉持的“疑罪从轻”的传统，真正做到了“疑罪从无”。

坚持“绝不宽恕”的不只是张高平一人。这几天，张案最初的刑侦人员，尤其是杭州市公安系统那位声名卓著的“女神探”，遭到了网友疯狂的人肉搜索，网络上污言秽语一片。在一个法治社会，很难说这样的举动就是代表正义，然而这样的集体非理性，其背后所透露的，是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并未因张案沉冤昭雪而得以建立。每个人都在担心，如果张案中涉嫌刑讯逼供的警官不付出应有的代价，自己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张高平。

有一种观点是，“女神探之恶”是“制度之恶”，因此对于类似冤案中的个人罪行可适当宽恕。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我国早在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即明确了“严禁刑讯逼供”的司法原则，同年颁布实施的刑法典亦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当然，由于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存在“命案必破”的办案思维，加之个别办案人员自身的政绩冲动，导致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绝，这其中固然有制度不完善的因素，但所谓“制度之恶”永远不可能掩盖“个人之恶”——个人良知等自然法是高于一切成文法的法律，即便在“制度性压力”之下，你也有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而不是将枪口对得更准。

张案中的“个人之恶”必须受到法律追究，这是化解受害人内心仇恨及民众担心的前提。其实应该受到追究的又何止“女神探”一人？一个找不到任何物证的强奸杀人案件，一个“非法证据一排除就什么证据都没有了”的案件，仅凭嫌疑人口供和刑侦人员串通“狱侦耳目”所取得的“旁证”，居然顺利通过了一审、二审，将无辜被告判定有罪。在这个冤假错案的诞生过程中，涉案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都难辞其咎。

今年1月1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本次刑诉法修改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对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认为是对刑讯逼供的釜底抽薪，张案的再审改判也让人们对新法充满期待，然而这一旨在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法律原则，若要从纸面上的规定落实为每一个个案中办案人员自觉遵循的守则，还需要一些前置性条件，比如讯问时律师在场、24小时全程录像、严厉追究违规办案人员责任等。不得不说，近年来冤假错案被纠正的案例并不鲜见，而真正被追究责任的办案人员少之又少。

浙江省公安厅针对张氏叔侄错案在官方微博上作出表态，向当事人及家属致歉，并表示要调查公安在案件中的相关执法问题。浙江省高院亦表示，张辉、张高平申请国家赔偿后，浙江高院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尽快做好国家赔偿等善后工作。这些后续工作做得如何，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张高平心中的仇恨能否化解、网络上的“戾气”能否烟消云散。

一个法治社会，绝非冤冤相报的社会，也不是人人争当侦探和法官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相信有公正的司法可以确保每个人免于冤狱，而法律人则以法律而非行政指令或别的什么东西为行事准则，全社会均以法治为最高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高平叔侄被无罪释放，只是这一个案走向公平正义的开始，而建立民众对于司法公正的信心，还需要司法机关作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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