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翰墨香，书亡版犹存 ——西鹅庄清代藏版发现始末

■马永涛

马国翰是清代著名的辑佚大家，所著《玉函山房辑佚书》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许多空白，但由于战乱等原因，该书大多散佚难寻，令很多学者引以为憾。时间转至2000年，埠村街道西鹅庄村的李应顺将藏在李廷启故居夹壁墙里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等5966张书版捐献给国家，百年翰墨犹香，字字前辈心血，写就了一段书版传奇。

一座传奇老宅

西鹅庄李廷启故居是一座保存完整的清代民居，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前院的大门、客厅、东西厢房、后院的三层青砖小楼上的瓦菲，都无言诉说着历经的沧桑变化。直到今天，我们进入这所小院，依然会为它框架式的客厅结构、高超的卯榫木质大门、坚固的廊柱所折服。藏版的老屋就在后院的夹壁墙里，似乎这组建筑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这批旷世书版能够重见天日。

1999年秋，阴雨连绵，藏版老屋渗水，为防雕版损坏，李廷启五世孙李应顺将雕版取出，于2000年5月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批藏版共5966张，每版28厘米长，18厘米宽，2厘米厚，涉及经史子集等书籍558部，约420万字。

百年翰墨香，书亡版犹存。鹅庄藏书的重见天日，不仅是辑佚史上的一项空前成就，而且解决了学者们到处翻查大量古籍的烦难，为他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这批雕版中有近十种书目在现存的中国各地藏书中没有印书，其中《尚书逸篇》、《尚书古文训》等，《中国丛书编录》、《山东文献书目》都没有登录。同时，一次性发现这么多名家著作原版，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这批雕版对研究清代山东的印刷技术、印刷史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许多空白。

而历经太平天国、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城镇化拆迁等战乱和时代变迁，这些老建筑能够如此完好地保存下来，本身也成了一个传奇。直至今天，这所老宅子依然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移动基站就在附近，但手机在院子里就是没信号，有人猜测这座院子里应该还埋藏着不为人知的贵重金属；另外前厅东厢房的室内面积明显小于外围测量的面积，墙壁的厚度超出了正常范围很多，这面墙是不是夹壁墙，里面是否还有其他文物？目前还不得而知。

两位辑佚大家

这批藏版的主人既然是马国翰，那为什么会藏在李廷启故居的夹壁墙里？说到这里，我们就要提到清代两位著名的辑佚大家、藏书家马国翰和李廷启。

马国翰（1794—1857）字词溪，号竹吾，39岁出仕，历任陕石泉、泾阳等县知县，陇州知州。22岁时开始辑佚，倾毕生精力完成了《玉函山房辑佚书》，西鹅庄大部分藏版是马国翰毕生辑佚的心血。

李廷启（1789—1849），44岁出仕，为官足迹、清廉政声遍及广州、雷州、湖北、直隶等大半个中国，官至顺天府尹，60岁时卒于任上，留下了“十年树木人何在，千里之官客未归”的人生遗憾，有《纫香草堂文集》等书稿传世，他的作品也是西鹅庄藏版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国翰与李廷启是儿女亲家，更是志同道合的文朋挚友，同样的教书生涯、官场经历和藏书辑佚爱好，将两个家族和这批藏版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据《续修历城县志》载：“国翰家贫好学，自为秀才时，每见异书，手自抄录。及官县令，廉俸所入，悉以购书，所积至五万七千余卷。”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藏书簿录》的序言中也说：“余性嗜书,闻友人家有奇编秘籍,每以一瓶乞假,手自钞录。遇诸市肆,不惜重直购之。为诸生日,砚田所获,半供书价。或有时典质衣裘,室人以书痴谓余,弗顾也。比仕西秦,前后十四年,中间家居者五年,广搜博访,细大不捐,乃积书五万七千五百余卷。”又云:“余每得一书,必深究一书之用意,暇日排比,依晃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式,分别部居,撮记要旨,为《藏书簿录》二十六卷，就架上现有之书编次。其有所遗漏及后更亲得者,再为续编以补之焉。”《章丘乡土志》载：“廷启著有《纫香草堂文集》二卷、《诗集》十卷、《诗余》一卷、《四书文》四卷、《试体诗律赋》各二卷、《夏小正诗》一卷行世。”搜集、辑佚、雕版耗费了马国翰、李廷启毕生的心血。

李廷启去世8年后，马国翰也撒手人寰，其嗣子想继承家产，其中当然包括这批书版，马国翰夫人却对女儿格外偏爱，暗地里将这批书版运往了李家，盖起了三间带夹壁的房子，将书版收藏起来。因此真正将这批雕版保存下来的，是李廷启的儿子李宝赤和儿媳（马国翰之女），他们继承父业，将二老遗稿整理重刻，这就有了《光绪十年甲申孟秋绣江李氏补刻》、《光绪十五年己丑仲春重校刊绣江李氏藏版》等牌记。清同治九年，山东巡抚丁宝桢曾命人将这批藏版取出复刊，并找工匠补刻了书版残缺者，但其复刊版本因数量较少，且多作为礼品送与达官贵人，现多散佚了，这就更加显现了这批雕版的文献价值。

六次访书佳话

1936年前后，著名学者王献唐与好友邢蓝田曾六次赴鹅庄村访书，邢蓝田在《鹅庄访书记》中写道：“鹅庄属章丘，距济南百二十里，居明水之南，盖形胜所在地。庄分东西，地相邻接。东鹅庄为明李太常开先故居。…西鹅庄为清李京尹廷启故居，京尹号萼村字戟门，道光进士。”

邢蓝田在他的《鹅庄访书记》里叙述他往访鹅庄的原因是，李廷启“与道州何绍基子贞昆仲交莫逆，故所藏何氏墨迹独夥。又与历城马国翰竹吾为儿女姻亲。竹吾卒后，所有玉函佚尽…慕其收藏之富，而惜其散佚也，于是先后六访其遗书焉。”当时，王献唐和邢蓝田在鹅庄收购到了部分书籍和书法作品，其中尤为珍贵的是从李家访得马国翰手札九十页,购得马国翰考证古钱币的书版610块，又在集市上买得114块，共计724块，该版是把古钱币镶嵌在雕版上，旁边有旁证文字，十分难得。王献唐所著《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泉币图释》的很多图例及成果就直接得益于这些珍贵藏版。这批书版当时陈列在山东图书馆，抗日战争时期，下落不明。

当然，王、邢二人到鹅庄访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马国翰正名，因当时有人认为马国翰的辑佚书是盗刻清代另一辑佚大家章宗源的，围绕这桩公案，学术界展开了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先是,著名学者王重民详考史实,撰《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刊于1932年《辅仁学志》3卷1期,两大家即章宗源、马国翰,认为章、马二人各成体系，源流清晰，都在辑佚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其宗旨在为马国翰辨诬。王献唐也留心乡邦文献,在其《篙庵闲话跋》中为马国翰辩诬。邢蓝田在王献唐的指导下，根据鹅庄访书所见、所闻、所得，撰《鹅庄访书记》发表于《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1936年1卷2期，同时影印马国翰手札二通,成为给马国翰辨诬的有力证据。而2000年藏版的重见天日，更是提供了马国翰作为辑佚大家的实物证据。至此，马国翰《辑佚书》之学术冤案才得以彻底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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