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 在钱学森麾下拍摄《载人航天》

“神舟十号”飞行乘组3名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从太空归来，在年轻人之中掀起一股航天热。我不由得记起，34年前在“航天元帅”钱学森麾下拍摄电影《载人航天》的种种往事……

钱学森跟我谈拍摄要求

1978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我的科学幻想小说《飞向冥王星的人》。没有想到，我竟然因此受命担任《向宇宙进军》一片的编剧兼导演。我前往北京的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的前身）采访。在那里，使我对空间技术有了全景式的了解。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开始跟中国“航天元帅”钱学森有了零距离的接触。

记得在1979年2月23日，我忽然接到国防科委科技部副部长柳鸣的电话，说是“钱副主任”到上海，约我一谈。当时，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习惯于称他为“钱副主任”。

当天晚上，我如约前往上海延安饭店。柳鸣领着我来到楼上一间会客室。我刚坐定，穿着一身军装的钱学森就来了。他告诉我，来上海之前，曾经与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新民就拍摄提纲交换了意见。第七机械工业部领导这么重视影片的拍摄，真令我感动。

钱学森说，影片的开头应该表现中国古代对太空的美好幻想：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立轴上的月亮、太阳、神仙，到嫦娥奔月神话、敦煌飞天壁画。在历数古人的飞天之梦时，钱学森还建议，这一组镜头最好以古筝配上中国古典乐曲……

我问钱学森，如何把握有关火箭的保密尺度。他回答说：“关键看你是不是泄露要害。如果拍火箭，一个圆筒子，朝上跑，那有什么可保密？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嘛!现在你们别多想这些保密问题，多想了，会束缚思想。思想束缚了，什么都不敢动了。”

钱学森批准摄制组去基地拍摄

我当时最感棘手的是影片的第三集《载人航天》。虽然我知道中国早在1971年就开始秘密选拔航天员，但航天员训练基地是处于严格保密的所在，无法进去拍摄，所以当时我只能准备采用美国和苏联的载人航天电影资料。趁钱学森接见我们摄制组的机会，我问钱学森，摄制组能不能前往中国航天员训练基地拍摄中国的载人航天？

令我非常兴奋的是，钱学森答应了！

有了钱学森给我开绿灯，我当然也很“积极”，1979年4月，我带领摄制组从上海前往北京。由于当时中国航天员训练基地处于严格的保密之中，我们摄制组成员事先都经过有关部门的政治审查，同意之后才取得通行证。之后，我率摄制组前往“507所”——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以及中国航天员训练基地，要在那里拍摄半个月。那部《载人航天》影片，记录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艰难历程。

拍摄惊心动魄的“冲击试验”

在拍摄离心试验时，宇航训练员受到更为严峻的考验。

我们拍摄了惊心动魄的“冲击试验”。那试验是在一个十几米高的铁塔上进行的。这铁塔叫做“冲击塔”。参加训练的小伙子被紧紧地绑在铺着泡沫塑料的椅子上，慢慢升到塔顶。突然，挂钩脱开了，宇航训练员猛地摔下来，“砰”地一声落在地上。老黄说，当宇航员回到地球时，如果机舱在陆地上着陆，尽管在着陆前会打开降落伞，但是着陆时机舱仍会受到这么强烈的冲击。宇航员要进行这种冲击训练。

在拍摄了这些特殊的试验之后，我们把电影摄影机搬进了模拟飞船里，拍摄参加宇航训练的模拟太空生活。模拟飞船是按照未来的宇宙飞船式样设计的，整个飞行舱的舱壁都是用金属板做的。飞船舱里很小，总共才十来个平方米。关上舱门之后，里面万籁俱寂。这是因为在太空中没有空气，不能传播声音，那里是最静悄悄的地方。作为宇航员一定要适应这种寂静、单调的生活。

宇航员在模拟飞船中闭嘴吃东西

模拟飞船有点像现在的“天宫一号”，只有几扇小圆窗，嵌着双层厚玻璃，再用黑布遮起来。舱里亮着灯。在里面，分辨不了昼夜的变化，只有看手表，才知道时间。

穿白大褂的科研人员守在模拟飞船外面，用各种仪器记录着宇航训练员们在模拟飞船里的生理数据。我们在模拟飞船进行拍摄，很快就感到胸闷。原来，飞船里的气压很低——宇宙是真空的，飞船上天之后，舱内通常低于正常的大气压力。作为宇航员，必须习惯于在这样的低气压中生活。

在小小的模拟飞船上，我们拍摄了宇航训练员骑自行车的镜头。这自行车没有轮子，只有脚踏板，踏起来相当吃力。宇航员在太空中必须每天坚持骑这种原地不动的“自行车”，以便促进血液循环，锻炼身体。如今，在“天宫一号”里，也有这样的“自行车”。

我们还拍摄了宇航训练员在模拟飞船里吃饭的镜头：小桌上，放着一块块只有陆军棋棋子大小的压缩饼干，一块块只有半个火柴盒大小的方形“月饼”。这些东西叫做“一口食”，也就是要一口吃下去，不需要掰开来吃。我们拍摄了宇航员们吃小小的“月饼”时的有趣姿势：他把“一口食”放进嘴巴之后，立即把嘴唇紧紧抿上，然后就这样紧闭着嘴咀嚼食物，直到把食物咽下喉咙。这是因为飞船在太空中处于失重状态，你稍一张开嘴巴，碎屑就马上从嘴巴里飞出去，弄得整个飞船里飘满碎屑。

钱学森亲自审片

《向宇宙进军》每完成一集，我作为导演必须携带双片飞一趟北京，分别在文化部及七机部放映，听取意见。有时，修改幅度比较大的话，修改之后我还得携双片进京，听取审查意见。所谓双片，其中“一片”是影片，另“一片”是磁带。双片相当于文章的清样。在双片审查通过之后，才能把磁带转录到影片上，合二为一，制成电影拷贝。

文化部的审查往往没有多大意见，关键在主管部门七机部。每一回，钱学森都要亲自审片。这样，我与钱学森有了多次交往，有时在北京国防科委他的办公室，有时在第七机械工业部或者文化部的电影放映室。他总是一边看一边谈意见，而我则坐在他的旁边，小桌子上开着小灯，一边听意见，一边做详细记录。

在审查第一集影片时，钱学森说：“中国人最早发明火箭。这是世界公认的。我们发明了火箭，这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在南宋的时候，我们发明了火箭。这一点，提纲中是讲到了，不太着重，但是值得给予相当的分量，这件事应该好好宣传一下。”根据钱学森的意见，后来在影片中，我特地加了一个动画镜头，按照中国古代的火箭“飞火龙”的形象，设计了“火龙出水”的场面。钱学森看了，对这个动画镜头十分满意。

我发现，钱学森审查影片非常仔细，尤其是涉及保密的问题。比如，在我看来，火箭发射时，尾部喷射的火焰极其壮观，所以先用尾部喷火近景，再跳接火箭上天远景。钱学森告诉我，那个近景镜头一定要剪短，火箭尾部的喷射口刚一露出，马上跳远景。他说，那个近景，“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泄密就会泄在近景上。所以，在影片中，大都用“一个圆筒子，朝上跑”，这样就避免了泄密。

第三集影片结尾，一架写着“中国”两字的航天飞机喷射着耀眼的火焰，飞向太空深处。这架中国航天飞机是我们用模型做成的，在特技摄影棚里拍摄完成。钱学森非常赞赏这个镜头，因为这架远航的中国航天飞机，满载着中国航天人的希望，象征着中国载人航天辉煌的明天。

发生意外：《载人航天》被打入冷宫

在钱学森的关心下，《向宇宙进军》虽然全部完成，但是在当时只公映了前两部《飞出地球去》和《卫星的应用》。第三部《载人航天》虽然经过钱学森审查同意公映，然而就在公映前夕，发生了意外事件，致使这部影片遭到严重挫折，未能与广大观众见面……

记得，在1979年10月下旬，我去北京出席第三届全国文代会，同时带了《载人航天》双片，去办理审查手续。11月2日，我在国防科委放映了影片《载人航天》，钱学森、国防科委和第七机械工业部领导审查了影片，当时没有谈意见，约定11月8日在文化部谈审查意见。

11月8日，我来到了文化部。会上，钱学森秘书柳鸣、中国航天训练基地陈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科研局智峥、刘永齐谈审查意见，都热情地肯定了这部影片。

接着，钱学森秘书柳鸣代表钱学森及国防科委谈意见：“我们看了影片，讨论过，同意陈所长意见。影片内容都可以公布，不涉及保密。”

当时，组织上已经决定我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调往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担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隶属上海市科协的杂志《科学生活》希望我赶写一篇《载人航天》拍摄散记，这就是《访我国宇航训练员——科教片〈向宇宙进军〉拍摄散记》一文。上海“三大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上海科技报》）也争相报道有关“我国宇航员振翅欲飞”的信息。媒体的这一番炒作，引发中国高层对于中国宇航员要不要“振翅欲飞”的争论，亦即对于中国整个载人航天计划的争论。毕竟中国当时还很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只能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国计民生最紧迫的项目，那“太空”上的事不得不搁一搁！

《载人航天》一片，根据审查意见在科学性上作了稍许改动之后，双片重新送北京审查。原本可望迅速通过、公映，却因媒体的那番炒作而最终使影片打入冷宫。

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停滞了多年，直到1992年才在中国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之后重新启动。2003年10月15日，当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进入太空之后，很多电视台找我，希望能够播出那部1979年拍摄的《载人航天》电影。可是我多方寻找《载人航天》电影未果，据称保存于某保密片库里。我当即表示，如果《载人航天》双片获准出库，我愿重操导演旧业，重新配音、混录，制作电影拷贝。这部电影能够公映，将使广大观众了解中国载人航天走过的难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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