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滞后人人都成透明人

今年8月初，北京警方根据公安部部署，对北京市丰台区涉嫌非法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线索进行核查时发现，一家名叫“华夏国博”的收藏品文化交流中心涉嫌违法行为。从该公司总部，警方搜出约60余万公民的个人信息。这些被非法搜集后整理而成的公民信息单，堆积如山，足足装了4车才被全部拉走。（据8月15日中国网）

在当下社会，没有受到商家各类推销信息骚扰的公民已经不多见。开了新车、买了新房、怀了宝宝，死了老人都会有大量电话短信呼啸而至，令人不胜其烦。这不仅让人产生如下疑问：中国多少公民沦为了“透明人”？个人信息又是怎么泄露的？

央视作过一个调查显示，74%的公民有过信息被泄露的遭遇。据警方披露，不法分子非法获得公民信息大致通过如下渠道：1、通过病毒软件盗取互联网上的个人信息；2、从互联网上收集人们无意中留下的个人信息；3、人们平时交易，会给商家留下个人信息，商家将这些信息打包售卖；4、一些机构人员，将信息库的数据非法卖出。“经销商”拿到这些信息后，与骗术相结合敛财。

其中暴露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商家唯利是图，有关公共机构为虎作伥，以及相关监管制度、能力的滞后甚至缺失。现实生活中可能造成个人信息泄露的环节越来越多，在个人简历、求职信、银行开户、网络注册、住院、填写各类表格的过程中，包括姓名、年龄、血型、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许多个人信息都有可能泄露。

面对如此脆弱不堪的个人信息保护环境，这首先提醒公民务必提升自我防范意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比如不要贪图小利，接受各类商业调查，并对掌握个人信息的机构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一旦遇到个人信息遭泄露的情况，要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和维护好自身合法权益。

但现实是：由于整个市场在激烈竞争之下，加上一些商家缺乏起码的职业操守，并与一些公共机构结成强大利益链，跨省异地作案，不仅使普通公民维权成本高昂，甚至也为公安机关办案造成调查难、取证难的现实阻力，以至于需要通过成本代价高昂的运动式执法来震慑打击。

根本在于立法的滞后。2009年之前，我国仅在《民法通则》第101条有关于个人隐私权保护条款，但这种笼统而模糊的规定，远不能满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需要。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已明确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入罪，个人信息买卖行为应有所收敛。但由于其防范和惩治的重点都是出售和提供个人信息的行为，而相对比较忽视对购买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法律应对，导致此类犯罪不仅没有有效遏制，反而在一些地区有上升的趋势。

各界呼吁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呼声此起彼伏。目前，世界上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保护个人信息的相关法律。专家指出，现在的行政执法处于一个执法权高度分散，没有专门的执法部门，执法者和被执法者很多情况下，角色划分不清晰，行业执法部门负责本行业执法，存在利益上的纠葛，行政执法上力度非常弱。耐人寻味的是，早在2005年，近8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完成，但8年后仍如泥牛入海。

我国目前网络用户已超过5亿，手机用户突破10亿。银行、医院、通讯公司、保险公司，往往是个人信息泄露最主要的渠道，本应对这些单位的行为作出更严格约束，制定专门的规范、标准，明确相关责任和惩处措施。然而，这些机构往往都是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机构，且往往与权力部门关系密切，无疑会成为个人信息立法的潜在阻力。加上当下转型社会矛盾高发，个人信息保护必然和一些地方部门维稳工作形成一定冲突——斯诺登事件也暴露出个人信息被政府侵犯已是全球面临的法治难题。

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共识是：个人信息是公民基本权利，必须受到完善法律的保护，绝不能变成一些人牟利的工具，否则，人人自危之下，岂能有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石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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