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状”不是“免责牌”

日前，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报到，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

对于生命应当保有基本的敬畏，才能避免自杀和自伤事件的发生；更何况，学生的心智尚不健全，尤其需要教育者承担更多的责任，才能治隐患防事故，给予每个学生“免受伤害的恐惧”。

自杀免责的前提是什么？是学校已经尽到了应有的责任。教育部发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其中的第四条便是“学生自杀、自伤”。按说，有了法规上的规定，学校要求学生签订“自杀免责书”似乎有其法理性。不过，从责任和人性的角度来说，问题却并非如此简单。

自杀免责的认定，不是靠一纸责任书就能完成。能否免责，关键在于学校是否已经履行了相应的责任，行为上无不当之处，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认定需要司法部门在调查之后才能确定，而不是靠学校与学生的一纸免责书。相反的是，如果一纸免责书可以让学校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那么其就会存侥幸之心，反倒会放松自己的责任要求，更多的强调了学生自身的责任，并导致学生自杀案件高发。因为，自杀免责书不过是推卸责任的另一端。

一个常识是，学生只要在学校内发生一切安全事故，学校都应当承担必要的责任。因为学校是学生的保护机构，强签“生死状”其实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推责算计。然而，“自杀免责书”之类的责任转移，并非一校之举，早在2010年，山东建筑大学与学生签订的《山东建筑大学教育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就有同样的规定。自然，在其他行业和领域，“生死状”也不乏其例。比如不久前，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楼内电梯前贴出“生死状”：“凡因乘坐电梯所发生的任何后果，我院概不负责。”引来很多网友的关注。而一些企业也将此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如河南汤阴县瓦岗肉联厂要求职工在一份合同上签字，合同上写着：“厂区因生产需要储存易燃易爆原料，如果发生爆炸造成职工伤亡，厂方概不承担责任。”

尽了职责并不代表没有责任，考量尽责的好坏，按照通常的说法，“不看过程看结果”。事实上，校园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并不在于基础约定，也不在于安保条件，而在于人性的管理和对学生心理的关怀。马加爵杀人案就是一例。很明显，有没有“生死状”，学校当承担责任还得照样承担，一张“生死状”起不了“免责牌”的作用。

所以，与其强签“生死状”逃避责任，不如扎实做好工作未雨绸缪，这才是学校应有的态度和作风。 （堂吉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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