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医患关系“好的医生应该具有3个‘H’：Head是知识，Hand是技能，Heart是良心。”——梅藤更

来源:兰州日报 2013-12-12 18:28 https://www.yyb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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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最近在网络流传，苏格兰医生梅藤更查房时与中国小患者行礼，这一老一小，一医一患的相敬相亲，在今天的背景下，让很多人感慨。不过，作为一个西方医生，1881年来到中国时，梅藤更要面对的医患冲突，其实远大于今天。

一个女人喝毒药自杀，送来医院抢救，丈夫紧张地问，“我能不能带走她的遗体？”，因为传言梅藤更用的药是取病人的内脏制成。知识分子中也有此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内，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可见当时民间对西医的疑惧。

梅藤更来中国前后二十年间，能在官方文献中查到的教案有200起以上，医疗领域往往是冲突引爆点，因为死亡最容易激起受害想象和集体情绪。1870年天津教案，1868年扬州教案，华洋双方死伤惨重，起因都是疫病流行，育婴堂中几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民间传言怀疑外国人绑架孩童，“剖取幼孩脑髓眼珠”作为药材之用，甚至“烹而食之”。

他的从医生涯在鲜明的敌意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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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这个男孩，直到四五岁，从没像别的孩子那样笑过。

梅医生每次去巡查，都会去找这个阴郁的小人儿，教给他有趣的话，或者把他抱起来举到空中玩。一年冬天，这胖娃娃穿着厚棉袄，着实像个矮脚鸡，医生就模仿大公鸡，把腰先弯下去，慢慢直起来，身子往后仰学鸡叫“doodle-doooooooooooo”。小孩子跟着学“to-to-oooooo---”，第一次发出普通孩子的笑声。

这张照片上，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因为对医生的爱”，到这所医院药房的化学部工作。他与医生合影，叉脚端手坐着，带点憨憨的不好意思抿着嘴，梅医生站在背后诙谐开他玩笑，可见两人十几年来的亲厚。

来看病的人没有洗澡条件，衣衫破烂，伤口溃烂脓肿，甚至有人把死者抬来，姑且一试。碰到酷暑，气味可想而知。医院门口排队的人是世界上最悲惨的队伍，但梅藤更常常不用什么语言，就让病人哈哈大笑。

梅藤更说，“生活里的乐趣和欢笑，比药更能让生病的人觉得活着之振奋。”

美国人鲍金美，幼年在杭州生活，因为淘气乱吃，常常要喝梅医生开的蓖麻油通便，隔了几十年，她小女孩时的疑惑还没有解开，“虽然每次见到他我都得喝很多的蓖麻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的所有的小孩子都敬慕梅医生。”

在她童年的心上，两卷白胡子的梅医生是一个“穿便装的圣诞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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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医疗行业没有标准，良莠不齐，病人更是惊人地缺乏现代医学常识，英国传记作者记下某天查房时梅藤更看到的：“一个叫‘小猫\’的手术病人拆开自己绷带，正看看伤口长得怎么样，刚做完腿骨手术的病人，觉得夹板不舒服，把它拆了。而一个叫‘万代\’的老病人来医院前可能好久没有吃饱，看上去饿极了，竟然在吃他的石膏。”

梅医生挨个安抚处理。

1883年，写给教会的信中，他说这一年看了3019个病人，259人住院，但医院太小，戒烟所只有16张病床。他需要去50万人口城市的郊区救济病人，杭州当时交通工具是轿子，梅藤更不适应别人抬自己，设计了杭州第一辆西式钢圈马车，看上去是一只小驴车只容一人乘坐，须亲自驾驶。

有次病床已满，他要求一个病人回去卧床，对方说没法躺下睡觉“我住在别人家厨房里，油烟呛得我直咳嗽，你能不能让我住院？”梅医生无法可想，给了他药，叮嘱每天三次，两天吃完。回去后患者认为药喝得越多越好，擅自把六份药一次全喝了，医生被叫去出诊时，这个人已经处于濒死状态。这无可依靠的人，医院告别前曾问过梅藤更一句话：“医生，你是不是不管我了？”这件事后，梅藤更决心用余生之力建一个大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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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很困难，很久后他才收到圣公会的回复，又过了很久，才有时间拆开堆积如山的旧信，看到信中夹着的1700英磅支票，一夜没睡，开始设计医院。广济医院在1884年建成，大门口棚架悬吊着紫藤花簇，左侧是大草坪，右侧玫瑰花坛，医院有了候诊、门诊、手术室、药房、办公楼等分类，他不断地募捐扩建，广济医院有了自己的药房，自制针用葡萄糖、x线硫酸钡、百日咳药水，奎宁针等等。

广济医院设立收费病房，从富有阶层中得到收益贴补穷困人群的治疗。一位捐款的乡绅对梅藤更说“我见过富人帮助穷人，但我没见过一个人离开国家去帮助别的国家的人，我在这儿躺着，看你对穷人富人都是一个样子。”

有位女性临终前叫来梅医生，对他诉说“我年轻的时候他们叫我美女，因为我长得好看，现在我脸丢尽了，身子也臭了。”病人的声音很小，很弱。医生没说话，只是坐近在床前听着。

这一段沉默饱含无奈，也充满理解，这是医者的信念——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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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后，王建安当了这家医院的院长，与员工座谈中谈到这张照片（右图），“这反映的是1946年我们眼科门诊患者候诊时的情形。病人很多，但井然有序，虽然一个个身着粗布衣，但都有地方坐。每个诊室的门都是紧闭的，其他病人在门口耐心地等候，没有不由分说冲进去。医生也是衬衫加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白大衣笔挺整洁。一张普通的照片，却能说明很多问题。”

王院长这几句感慨折射出当下现实的苦涩。医院是卫生之地，仪表即是垂范，梅藤更要求医者做出表率，在医院里不能大声说话，有交流需一旁轻声私谈，见面不能冷漠不语，须相互问候。行走不穿硬底鞋，避免发出声音。

广济护校的学生傅梅生回忆说伦理学贯穿护校始终，要求“患者将自己的生命交到你的手中，你就必须一丝不苟地对他负责，不论是他吃进去，吐出来，还是拉出来的，你都必须仔细观察，从头负责到脚。”

全院一共约有110余个床位，正式护士只有20多人，医院没有家属陪伴，也没有护工。护士是病人唯一的照顾者。从打针发药，到吃喝拉撒洗头洗澡，极为繁重。但护理部对护士的要求细微，其中一条是寒冬为患者使用便盆，须先用热水烫过，免得患者感觉冰冷。

梅藤更的传记里也写到这一点，“最初的时候，护士没有那么大耐力的，会很难遵守医院的制度和要求，如果病人要求她们，她们可能会毫不在乎地漠视。她们的好脾气和承受力被严重地榨干了。如果犯了可能伤害到病人康复的错误，当着病人的面批评，她们会因为丢脸而生气。”

但纪律往往要通过严苛的要求才能内化成行为惯性。梅生回忆：“总护士长是一位英国人，她常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出现在病房里，悄无声息地站在夜班护士旁边，检查操作是否规范是否到位。我们常胆战心惊，每次上夜班，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不管多忙也都不会偷懒，生怕自己不经意的疏忽落到那双碧绿而严厉的法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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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苦之余，也有安慰，当年青稚的小姑娘，一直到耄耋之年，念念不忘每天医院的茶点，和黑巧克力的滋味。

梅藤更对共事者说“LiveAndWork”,医生要医治他人，先保有自己的生之尊严和乐趣。广济医护人员的收入基本由善款维持，一级医长160银元，护士30元银元。1银元相当于200元人民币，从医者算是中上阶层，不必有生之忧虑。

多年后，梅生回忆起青春时代最浪漫的时刻，是每年的“5·12”，护校所有成员聚在一堂，人人手捧蜡烛，摇曳的烛光里，唱歌纪念南丁格尔女士，校长为每位毕业生带上洁白的燕帽，仪式在南丁格尔誓言中结束。年后，她仍记得堂堂于人之前念诵的话：“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专业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及家属之秘密，竭诚协助医师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十几岁的女孩自感“圣洁”，这个词里隐隐透出职业的荣光。说就在这别出心裁的耳提面命下，学会了做到“人在，人不在，一个样”，从此几十年的工作，“慎独”成了她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

回忆起青春时代，看似劳苦，她内心却相当宽展：“病人也对护士回报以毫无保留的信任和

尊敬。当时工作虽然繁忙，但大家彼此坦诚，心思一致，并不觉得特别辛苦。”今天的人，不论医生还是患者，看到“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尊敬”这几个字，心里会难免一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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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晚清已到末期，大风大火，焦土遍野，广济医院想要在自己的腹地保有宁静，已无可能。1924年7月，《新浙江报》刊登一篇社评，揭露“英人梅藤更在杭的种种劣迹”。广济医院内两位中国籍医生撰文认为广济医院必须收归国有。

民意推动下，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将广济医院直接收归“国办”，每月所需经费，完全由政府负担。

政府费用划拨不够，无人负责。1928年，国民党将广济医院和医校交还英国圣公会，但医校受创至深，从此停办。抗战结束,医院被当局归还给苏达立管理。195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医院，现更名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籍管理者与医生撤离。

近一个半世纪后，广济医院遗迹已不多，只有银杏，香樟和广玉兰，百年后仍浓荫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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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梅藤更及夫人梅福孙在杭工作45年后，于12月3日回国。

年逾七十的梅藤更离任时，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手术室，住院病人4000例左右，是全国最大的教会医院之一。

他归国临行前，宴请杭州地方人士话别，用汉语说：“我知道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可惜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

梅藤更晚年最后一段时间，用于将医学书籍翻译成中文，1934年8月去世。纪念他的人在墓碑上刻着“仁爱而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