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跟电影挺有缘:父亲、堂兄都是电影迷,常带我走村串寨看露天电影;稍大,还成了搬运放映器材的小“电影人”;才识字,便从舅父赠送的《儿童时代》杂志里美美地“参观”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知道了拍电影的秘密;后来还爱上了《电影故事》杂志,偶尔也写一些电影评论——但我个头矮小,模样不出色,压根儿没有想过参加拍片。
今年元旦前夕,我竟糊里糊涂地当了回电影演员——当然是戏份不多的群众演员,而且还得叫“兵甲”、“兵乙”做大哥。
德保红枫余兴尚浓,它们在热情地迎接着远方来的客人——著名壮族黑导演何庚宪先生又到德保拍片了,戏名叫《兽》。其中有个场景是壮族山区高中校长宴请“北京来的教授”,黄越老师叫我去客串。
下午五点半下班,我准时到酒楼去。心里想,这场戏大概就拍半个钟头吧,我还可以另外赶场赴约。我就跟黄老师说:“刚刚接到您的电话,就有两位朋友约我去吃晚饭呢。”
黄老师不容置辩地说:“那你得推掉啦,今晚就老老实实拍戏啰。”
“不就是拍喝酒的戏吗?能有多复杂呀?”我一脸疑惑。
“反正今晚你是走不了啦。”黄老师笑呵呵地说。
大概六点钟,剧组成员和客串演员都差不多到齐,我们才匆匆吃晚饭。
十几分钟后,大家开始集中学唱《壮族酒歌》:“朋友来相会,喝酒要喝醉……”开始时,大家有点拘束,小声跟着师傅哼哼。何导在一边鼓动:“大家要放开点,把壮族酒后的野性唱出来。”我们才无拘无束地大声唱了。
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后,将近八点,当做道具的酒肉上桌了,我们也围桌坐好了,“教授”还在桌边紧张地排练。
半个钟头后,电影终于开拍了。但我们身经百战的“教授”并不能一步到位。他的紧张体现在背错台词上,一会儿说“为了教育资源的公平而来”,一会儿说“为了教育资金的不公平而来”,最后才“讲”到剧本里的标准句子“为了教育资源的不公平而来”。而且还得反复拍,选取最佳镜头。
接下来的第二场戏,就是“校长”的反应及“教师们”的反应。我们既要专注地听“教授”的高谈阔论,还要展示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动作和表情。当然,这些难不倒我们。
再就是用“蜗牛速度”慢悠悠地拍传递“名片”,用壮语笑话解读“名片”内容。
直到十点半,才开始拍喝酒的戏。猛喝了浓烈的蛤蚧酒表露出来的尴尬情绪很难把握,这回是用啤酒代替蛤蚧酒,“教授”喝了不下十杯,才最终定型。
戏的高潮在我们都“喝醉”了,有的举着筷条击打饭碗、酒杯,有的用手拍着膝盖或鼓掌,快乐地唱着“酒歌”。末了,就都站起来,醉醺醺的,勾肩搭背,继续放肆地唱歌……
待何导喊“咔——停!”的时候,时间已是零点四十八分了。
那晚拍戏,我看到了何导和演职员们敬业、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也让我认识到,哪怕是一件细微的艺术品,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就像那晚,我们演的是冬夜吃狗肉喝酒的戏,服装道具无需更换,但最后在片子出现的场景顶多也就三五分钟,但我们前前后后却花了七个多小时来拍。
更令人感动的是,我身边这些微不足道的业余演职员们,他们不计较报酬,不计较得失,默默地创造着艺术,传递着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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