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繁荣
程学通、翟毓蔚在章丘民国史上是两位响当当的人物,两人各自拉起队伍独霸一方,既打日本人,也打共产党,最高职务都是旅长,按国民党授衔惯例就是少将。当然他们两人没有被授衔,解放后,他们一个败走台湾一个被我人民政府正法。当初这两人都普跟李曼村干过,因此许多章丘的老年人感慨地说:如果他们两人当初一直跟着李曼村干,那章丘的老革命就多了。我也同意这种观点,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会假设。下面这些事情,是近些年我采访他们两人的后人及事件亲历者而写成的,都是独家资料,在章丘以往的任何资料中是没有的。介绍一下这两人。
程学通,字仲达,号畅汀,明水镇侯家村人。程学通1917年出生在一个富户人家,他的父亲事农经商,在本村开了一个酱菜铺。程学通幼时很聪明,国文甚好,十五岁小学毕业后,到济南上学,最初在正谊中学,后转爱美中学。他喜欢读历史,尤其爱读《三国演义》,他能十分流利地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大段章节。当看到司马仲达与诸葛亮“棋逢对手”、而最终诸葛亮为司马仲达所败的时候,他又崇拜起司马仲达来。因此为自己命字为“仲达”,以示对司马氏的效法和追求。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山东省济南农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学校吧。程学通生前普说过,他曾师从徐向前,是不是就是在这所学校。济南沦陷后,程学通回到家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酝酿,认为不抗日就会亡国,国之不存,何以谈家。于是决定聚众抗日,他联络了本村五六个人,外村七八个人,组成了一个约二十人的队伍,搜集了当地土豪用来保家护院的枪支,以及韩复榘手下的谷良民22师退守黄河溃退时丢弃的武器,上了胡山。转过年来,李曼村、宋乐生在石峪寺宣布起义,他知道后也率二十来人前来参加,并且参加了攻打十九郎村的那次战斗。后来普集的鬼子一来,把李曼村部队打散了,李曼村这伙陆续返回石峪寺,而程学通那伙没来,直接跑到铁道南了,他应该是没看起李曼村这支抗日队伍。
翟毓蔚是相公桑园村人,出身地主家庭,父母早亡,跟兄嫂成人。小学毕业后,于1928年去济南正谊中学,他比程学通早去四年,程学通是1932年去的,由此可知那时章丘有钱人的孩子都去济南正谊中学。翟毓蔚高中毕业后,193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七七事变”后回到章丘。不久,他参加了国民党主办的女郎山壮丁训练队,他是大学生,谈吐风雅,很得官方的赏识。因此官方任命翟干了相公区录事,相当于现在相公镇的一个公务员吧!1938年初,李曼村、宋乐生在石峪寺举行起义时,翟毓蔚也带人前来参加,当时李曼村是司令,宋乐生是指导员,翟毓蔚是参谋。他跟随共产党仅参加了一次战斗,就是攻打十九郎村,在战斗中也不积极,后来他也就带领一伙人分裂出去了。
程学通、翟毓蔚两人为什么会脱离李曼村这支抗日武装呢?我想有以下二方面原因。
一是阶级的必然性。程学通、翟毓蔚两家都是地主。毛主席普有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开篇中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日寇侵略,大敌当前,大家都抗日,但抗日队伍中也有地主和农民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所以会产生矛盾。
二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贫农地无一垄,房子漏天,其革命性是非常积极的;而地主有肥沃土地,有宽大宅院,他们是不会主动革命的。地主阶级为什么拿起枪来,是因为日本鬼子来了,而一旦革命威胁到自己利益,他就不干了,这一点翟毓蔚表现得最清楚。翟毓蔚知道李曼村、宋乐生等和邹平的马耀南、廖龙标联系频繁,要离开章丘向邹平发展,自己的土地财产得不到保护,翟毓蔚就有想法了。他乘着李曼村和宋乐生两人去开会之际,把队伍拉到相公河庄,说李曼村要判变,投山北的队伍,“大伙跟我干吧”,把一个分队拉跑了。
程学通投靠国民党这段我了解得比较清楚。我国改革开放后,两岸关系相对缓和,开始了赴台探亲。明水街道前营村一个名叫高继忠的人,去台湾照顾他父亲,他父亲亲口告诉他,那时他是怎么一步步把程学通拉入国民党的。
《章丘文史资料》第九辑“程学通其人其事”中有这样一段:“……国民党在山东的军统特务头子秦启荣派人来与程学通联系。从此程学通成了秦启荣的部下,并为其效劳。”文中指的山东军统特务头子秦启荣派来的那个人是谁?章丘各种历史资料中均无记载。其实那个人就是高继忠的父亲,时任国民党中尉参谋的高传栋。高传栋号庸夫,1917年生,家传行医,他受家庭影响学生时期报考了山东国医专科学校,1937年底日本占领济南后学校解散,他弃笔从戎,参加了国民政府设在河南扶沟的军训班,在战地救护团工作。后追随秦启荣,从事特务活动,在胶东、淄博一带发展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那时高传栋已是国军中尉参谋,但整日着长袍带礼帽。当他得知家乡章丘出现地方抗日武装时,受上级指派前来争取拉拢。当时国民党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政治影响,都要比共产党远胜一筹,高传栋与程学通同岁,两村相隔不远,在劝说下程学通就倒向国民党一边,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程学通的地方武装也成了国民党在章丘的一股武装势力。翟毓蔚是如何与国民党取得联系的,这个细节我不清楚。因为采写章丘抗战史料,我曾在北京见过翟毓蔚的儿子,他也不知道这里面的内情,大致情况应当是,当时翟毓蔚分裂出去后在章丘北部活动,邹平麻姑堂村有个孟昭进,是国民党冯玉祥的部下,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征得冯玉祥同意,回老家组织抗日,树起“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并自任司令,司令部一度设在辛寨村,规模要比翟毓蔚大得多。于是翟毓蔚在这里投靠了国民党,并一步步走向革命的反面。
(连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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