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做“傻事”

鲁迅（资料图）  

鲁迅以为未来属于青年，寄改造中国的希望于青年，因而对青年十分关爱，除了为青年作者义务看稿、校对译稿、修改文稿、赔钱赔工出画册书籍外，还做了不少常人看来是愚不可及的“傻事”。这里且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

北大旁听生冯省三，有一天跑到鲁迅先生家里，往鲁迅先生床上一坐，将两脚翘起，说：“喂，你门口有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鲁迅先生毫不迟疑地将冯省三的破鞋拿去，修好后，还为他取回来，套到他的脚上。可是，冯省三连谢都没有说一句就走了。

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青年学生，因平时被鲁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到上海之后鲁迅收留他一道住在景云里一所三层楼的屋子里。但是这位青年误解了鲁迅的意思，以为他没有儿子——当时海婴还没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鲁迅住下，大约总想自己当做他的儿子的意思。后来，那青年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来同住，意思为鲁迅当儿媳妇。可是，两人坐食在鲁迅家里，零用衣饰之类，鲁迅是供给不了的；于是这位鲁迅的“儿子”就产生了很大的不满，要求鲁迅一定要为他谋一条出路。鲁迅想方设法与现代书局说好了，每月薪水三四十元，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钱来，聘用这一位青年。但正当说好的时候，这一位青年和他女朋友却不辞而别了。这一件关于“义子”的轶事在鲁迅老朋友章锡琛、郁达夫、曹聚仁都有文章提到，都说鲁迅傻得可以。

有位青年叫韩侍衍，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读书，常从东京寄稿来，且时时和鲁迅通信，先生也照例复信、看稿。信和稿一多，便产生友谊。韩侍衍连篇累牍地写着信，有时还用蝇头小楷，费去了先生很多时间。他曾经从信里寄来一张当票，先生刚好去北京探亲，就亲自为他在北京取赎，并给他送到家里。后来韩侍衍回到中国，希望先生在北京教育界给他谋点事做。于是先生除写介绍信外，并亲自面恳，托马友渔先生代为设法谋一教书的职务，事情终于有眉目了。突然，一个风声传来，说他是鲁迅派，不容他插足。放这风声的是北京教育界的权威胡适、周作人等人。韩侍衍的饭碗被打破了。他转来上海，和先生过往甚密。但是先生因加入了“自由大同盟”、“左联”等组织，遭到了严重的压迫，韩侍衍自己也参加了“左联”，而没有得到好处。于是，他摇身一变，往“右”转了。于是跑到南京，与三个好友在一起，自己躲在背后，叫他的好友去骂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十分关爱和培养青年高长虹，为他看稿、改稿，甚至改稿吐了血，还为他编选书稿。可是，后来高长虹组织“狂飙社”，拼命攻击鲁迅，还说鲁迅把他文章的最好部分给改掉了。

鲁迅夫人许广平也说先生呆气十足，先生却十分珍贵着这呆气。他总是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   （据《柯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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