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妇女节到底是哪天？

古代典籍中，并没有“妇女节”的明确提法，但近年来，围绕古代妇女节的争议此起彼伏，焦点集中在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和九月初九。那么，究竟哪一天才是古代的妇女节呢？

农历的三月初三，因是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故称上巳节，又因这个节日和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一些学者认定为女儿节。关于上巳的起源，梁吴均的《续齐谐记》记载了晋代两位尚书郎挚虞、束皙在晋武帝面前的争论故事。挚虞以为，上巳节源于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亡女之事。据说平原徐肇，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全部亡故。一村人觉得很奇怪，于是纷纷相携至水滨盥洗以驱除不祥，遂因水以泛觞，曲水之义起于此；束皙却认为：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和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奉水心剑，这两事才是本源。而“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大概是朴实的解释更可信吧，争论的结果是挚虞得赐“金五十斤”，而束皙却左迁为阳城令。笔者总觉得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牵强，其真正的起源有可能普通到没有故事，仅仅是上古人们的一种习惯。

古人把五月初五端午节称作“女儿节”。这一天，女孩子被装扮得格外美丽娇俏，花枝招展。家家户户都要给自己家的女孩戴石榴花，红艳艳的石榴花插在妙龄女孩乌云般的青丝间，十分俊美。已经出嫁的闺女也要回娘家探望，母女团聚，重温亲情，重叙旧话。还有的人家用巧手细致编织，把颜色鲜丽的花红绫线编织成樱桃、桑葚、葫芦、角黍等形状，再用五彩的丝线穿起来，佩戴在女孩的身上。明朝的余有丁在其《帝京五日歌》中写道：“都人重五女儿节，酒蒲角黍榴花辰。金锁当胸头当簪，衫裙簪朵盈盈新。”就生动地描绘出了当时欢度女儿节的动人景象。明代沈榜《宛署杂记》云：“五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

六月初六这一天也有关于女性的活动，这一天，家家户户接已经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清代嘉庆《合肥县志》：“六月六日谓之过半年，妇女偕婿归宁。”这一天也是台湾的女儿节，台湾地区从2003年起，每年都要举办“勇气、活力、自信、知识”的少女选拔活动，以发现涌现出来的优秀女儿。

农历七月初七这天，我国民间叫“乞巧节”或“女儿节”。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据《荆楚岁时记》载：“是夕，各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榆石针，陈果瓜于庭院中以乞巧。”在一些地方县志中也有“七月七夕为女节”的记载。相传织女心灵手巧，每年七月初七晚上，妇女们都要摆香案、设瓜果、穿针引线向她乞求灵巧。这一风俗可追溯到六朝时期。唐代，人们都要在“七夕”乞巧节这天祭拜织女，希望她把纺织的技巧传给家中的女人。而女人们则走亲访友、交流织艺，连平时被禁锢在绣楼里的大家闺秀，这天也可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涉足田园、游览井市，古代许多男女青年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也由此产生。宋、明代，“七夕”这天妇女的待遇就更高了：女人要穿红戴花，用五彩绫线结成樱桃、桑葚、角黍、葫芦等形状穿线佩身，家中还要备足美食供女人享用。明代《帝京午目》中说：“七夕女儿节，角黍展榴裙。”在中国文化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各省份，民间的风俗居然直截了当地把七月七夕称为“女节”，是很有道理的。例如，河南省《宜阳县志》载：“七月七夕为女节，陈瓜果，祀天孙以乞巧。”陕西省《蒲城县志》又载：“七月七日，迎新嫁女避节。”为什么遇到这个女节，偏偏又要避它呢？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织女，天女孙也。”《汉书·天文志》也说：“织女，天帝孙也。”在传说中，天帝对于天女与牵牛郎的爱情，竭力加以阻止和破坏。他长年把他们分隔在天河南北，不让他们相会，仅仅在每年一度的七月七夕才允许他们见一次面。鉴于织女的这种不幸遭遇，所以，民间父母对于新出嫁的闺女，每到七月七夕要把她接回家来，意思是为了保护女儿和女婿的幸福生活，以免天帝发觉他们长年同居，而在七夕之后强迫他们分开。

九月初九这天，接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吃花糕。花糕，面粉做的饼子，上面撒满了红枣和板栗的碎屑，星星点点，好看又好吃。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女归宁，食花糕。”《大兴县志》：“九月九日，父母家迎女归宁，亦曰女儿节。”这一天，娘家如果不接回女儿，则被看作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尽管说法不一，各有出处，笔者更倾向于七月初七的说法，因为古代在这一天女性是最自由、得到最大限度解放的一天，而且史料翔实，流传有序。

（据《通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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