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怀孕是一件令全家都开心的事,可已经有5个月身孕的贵州女教师覃谊却高兴不起来。她和丈夫是再婚家庭,各自之前都有一个孩子,他们很想要一个共同的孩子。虽然覃谊夫妇已经拿到了安徽省的二胎准生证,但是由于“户籍所在地”和“工作所在地”
再婚生育二孩政策的不同,胎儿面临着被引产的危险。(据中国广播网)
好在,贵州卫计委请示了国家卫计委之后,鉴于适用安徽规定,宣告责令引产的通知无效,保住了孩子。
其实这样的现象还有不少。与高考移民一样,迁户生子也是在利用政策“落差”制造腾挪空间。这说明,办理同一件事,面对政策不协同,就会产生“洼地效应”。关键是在一个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的社会,像覃谊夫妇这种情况的家庭可能越来越多。面对流动性加剧的社会,政策的互联互通如何强化,也是一个治理课题。
由于政策打架,让人莫衷一是的现象并不陌生。曾有河南要求退回“独生子女费”的纠纷,有天津环保和交通部门的“限行乌龙”,有广西武鸣“准生证发了又收回”的事件,等等。民生领域如此,经济领域也不少见。比如,江苏推进“三证合一”改革过程中,曾遭遇银行系统不认的困境。凡此种种,都拖了民生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后腿,群众反映强烈。
目前,各地政策新旧并存、条块并行,相当程度上存在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的“四不”问题,不仅让老百姓无所适从,有时甚至会导致民众更多使用“潜规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有损法律体系统一的内在紊乱,必须改变。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制定和执行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方面,不仅要“上下对齐”,还要“左右看齐”。
除了计划生育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哪些领域存在政策打架问题,各地各部门不妨做个全身体检,让有瑕疵的政策法规及时得到修补完善,不致带病运行。保持内在统一,树立法制权威,涵养法治精神,更好地推进公共管理,维护群众权益,应是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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