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在国外的经典案例

今年5月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文简称“行诉法”）实施，意味着“民告官”正式

步入新时代。

■美国：不是有十足把握的案子，人们也不会胡乱起诉政府，但地方政府官员仍不得不小心行事，以免惹上官司。

■日本：针对国家未采取任何措施的“不作为”行为，认定“超出容许限度、明显欠缺合理性”成为赔偿理由的判例此前就已经确立，此次判决认定国家不要求工厂安装排气装置属于超过容许限度的不作为。

■印度：“街头叫卖是人们谋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需要贯彻一项成文法来规范街头小贩，而非打压。”

怕惹官司，美地方官小心行事

美国建国之初，对于公民能否控告政府，定义十分模糊。

1793年，一起佐治亚州居民状告该州政府欠内战债务不还的“民告官”官司，把这个法律议题首次摆在了美国人面前。这起案件由联邦法院审理，虽然最高法院的法官判决控告人胜诉，但是两年后美国议院据此神速通过了第十一宪法修正案，指出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享有SovereignImmunity（主权赦免权），除非其主动放弃这项权利并且同意被起诉，公民不得状告这两级政府，即所谓的“国王无过错”法案。

修正案背后的法理也十分容易理解：美国是三权分立制，可是各级法院的执法权是联邦政府赋予的，因此法院不能对联邦政府越权判决。同时，美国又为联邦制，州政府作为司法独立的个体加入到联邦里，因此也享有赦免权。同理，美国境内现存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也享有此项权利。

主权赦免权并非滴水不漏，允许少数的例外。最重要的例外是公民可以到联邦法院状告州政府及其官员歧视、渎职或者侵权，也有“吹哨人”一说，保护那些揭露政府过错的内部雇员。另外，各级政府一旦与私人签订工作合同，就等于同意被合同所约束，因此默认为主动放弃了赦免权，当发生合同纠纷时，政府需要接受法院调停。

另外如果公民能够证明政府出于恶意行事，状告州政府也是允许的。比如前不久新泽西州发生的“关桥事件”，州长克里斯蒂手下的几名高官为了惩罚不愿支持州长再任选举的一名市长，故意关闭连接新泽西州和纽约市的大桥，人为地造成数以千计的该市市民出行不便，给这个市长制造了麻烦。事情曝光后，舆论大哗，涉事的几名高官全部丢了官帽，克里斯蒂的总统梦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至今已经有六位公民和企业联合起诉新泽西州政府和州长及相关官员甚至克里斯蒂的州长竞选团队，要求他们赔偿交通堵塞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这起诉讼意图升级为集体诉讼。州政府抗议此举，因为集体诉讼意味着政府就不只是赔偿这六个人那么简单了，所有受到这次堵车影响的人们都将有权索赔。即使州政府成功瓦解诉讼，州政府还是得付出过千万美元的诉讼费用。

值得一提的是，州政府下属的郡、市、区政府等，并不享有赦免权。所以，美国民众告地方政府官员渎职、执法人员刑讯逼供、法院判案不公等官司时有所闻。为此，地方政府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最常见的就是被错判入狱的公民状告政府，如2015年5月初，因为谋杀控罪而坐了20年牢却最终因先进的DNA技术洗脱嫌疑的伊利诺伊州男子日瓦纳，状告当年涉及调查此案的各级政府，从州政府到镇政府一个不落，成功获得了两千万美元的巨额赔偿——这还是庭外和解的结果，如果上庭的话，他很可能把几个政府都拖破产。当然，这样的极端例子并不多见，美国律师收费高昂，旷日持久，不是十足有把握的案子，人们也不会胡乱起诉政府。但是民告官而且告赢了的先例，让地方政府官员不得不小心行事，以免惹上官司。

日本最高法首判国家“有罪”

2014年，因在大阪泉南地区的纺织工厂工作期间吸入石棉而患上肺癌等疾病，纺织工人向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日本最高法院就两起团体诉讼的上诉作出判决，认为国家“未能及时采取排气装置安装义务性对策属违法”，认定国家负有赔偿责任。

关于国家是否负有责任，日本的高等法院此前曾就两起诉讼给出过不同的判决，但最高法院做出统一判决。关于判决理由，最高法院指出，日本战后的实际调查等结果显示，石棉造成的健康受损情况“在1958年前后已经十分严重”。并在此基础上表示，“国家应尽快制定惩罚，规定在工厂内设置排气装置的义务并推广普及”，最终判定国家违法。5名审判员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一判决。

在日本，针对国家未采取任何措施的“不作为”行为，认定“超出容许限度、明显欠缺合理性”成为赔偿理由的判例此前就已经确立，此次判决认定国家不要求工厂安装排气装置属于超过容许限度的不作为。在日本全国的石棉诉讼中，这是日本最高法院首次判定国家负有责任。

印度小摊贩告倒新德里政府

在印度，由于种族制度根深蒂固，“民

告官”的现象很少而且几乎是不可能告赢的。然而，印度小摊贩却曾打赢了一场捍卫自身权利的“战争”。

2010年，为了在英联邦运动会期间展现一个整洁的市容，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有关当局早在运动会开幕前几个月就开始驱逐街头小贩。小贩们也曾向政府表示过抗议，但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小贩的利益将在运动会后才能获得考虑。

当年6月，印度小贩维权组织——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代表印度全国500个小贩组织，一纸诉状将新德里市政府告上了印度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之前，不少小贩被赶出了新德里。

在提交诉状4个月之后的10月20日，印度最高法院正式作出裁决，禁止政府基于各种行政决策，剥夺街头小贩诚实经营的权利。当时的判决书写道：“街头叫卖是人们谋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需要贯彻一项成文法来规范街头小贩，而非打压。”这意味着街头小贩赢得了这场战争，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据《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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