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里修篱种菊

□夏学杰

白落梅说：真正的平静，不是远离喧嚣，而是在心里修篱种菊。《刺猬进村》这本书就是如此，它是著名作家刘心武自己编选的首部散文精品集，全书收录了作者30多年来写作的散文随笔精华作品。经历过时代的沧桑巨变，作家用动情的语言讲述了人生历程中许多特别的经历以及听闻的故事，字里行间饱含温情，透露着一缕缕温馨和芳香，又有淡淡的忧伤和感喟。

本书有很大一部分作品创作于作者的温榆斋。刘心武于1999年在北京城郊村子里辟了一个书房，取名温榆斋。他常去那里，一住十天半月，写作之余，会到村东小中河一带散步、画水彩写生。刘心武说，温榆斋所在的村子，离城不算很远，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也搞了房地产开发，耕地面积大减，但毕竟还保留着一些农田。小中河流经的区域，有长长的柳堤，柳堤尽头，则是与其大体垂直的更高的堤坡，有台阶可拾级而上。那上面，就是一条铁道，铁道疏于使用，道石间每逢春夏就蹿满野草野花，堤旁的酸枣树、野桑树也都恣意地生长，树上的酸枣、桑葚成熟过度无人采摘，会成片地自坠地上，形成红紫的斑点。显然，作者是想在城郊寻一处田园，暂离城市的喧嚣，让心灵在大自然中得到栖息修葺。正如顾城所言：“中国人只创造了两个理想，一个是山中的桃花源，一个是墙里的大观园。”然而，时光一去不复返，如今的田园已不再是纯然的田园了。作者温榆斋所在的村子也已处在城市的边缘：“尽管有从附近楼盘泄出的污水损其容颜，可毕竟它是活水，仍有勉强自澄的能力，故此苇丛也还茂密，蒲草也还结出蜡烛似的蒲棒，也还有野鸭在游弋……”

这本书为何叫“刺猬进村”呢？因为书中有一篇名为“刺猬进村”的散文。《刺猬进村》写的是村民与刺猬的故事。作者的村友三儿秋播时，播种机豁开了一个刺猬窝，跟在播种机后头的两位农友欢呼，说是要拿泥糊上烧了吃。三儿停机跳下地，见大刺猬已经被一位农友捧在手里，而三个粉嘟嘟的小刺猬还在草窠里迷迷瞪瞪哆嗦。三儿就问他们：“落忍吗？”那农友也就把母刺猬扔回了草窠里。三儿说，刺猬三季基本上生活在田野里，冬初，会在某个月黑夜，成群成队地进村。刺猬不能像八哥那样学人说话，却专会模仿老头咳嗽。古时候有个青年，他爹病了，咳嗽得厉害，他妈让他去买药，他揣着银子出去，就有坏小子勾引他去赌博，可是在赌博的地方，总听见老人咳嗽，他就坐不住，去买药了。所以，在他们那一带，刺猬又有个“孝子催”的绰号。这有点杜撰的味道，真真假假之间，是作者对古朴人情的怀想，文字间亦有对下一辈人的唠叨。《豌豆杀人案》这篇散文就是作者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对年轻人提出忠告。小时候，同学都到野池塘游泳，作者因听妈妈的话没有下水，还被同学嘲笑，一个外号叫“大蚂蚱”的同学用“妈妈”的声调嘲笑他：“乖乖宝！可别到窑坑里游泳啊！”而“大蚂蚱”后来因水草缠住了脚，淹死了。刘心武写道：眼下的时代诱惑太多，年轻人更需要戒除脱羁的好奇心、盲目的“不怕死”、糊涂的“浪漫、开放”等等。

岁月不饶人，几十年后一回首，早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几年前，刘心武赴过一次“坛”上的饭局，席间一位正红紫的人士听到有人提到一位老同行，绝无恶意，很自然地说：“他还写个什么呀，别写啦，别写啦！”刘心武写道：当时我虽面不改色，心中着实一痛，真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感觉。那位被如日中天的成功者敕令“别写啦”的老同行，当然有继续写作的天赋权利，写不出巨著无妨写小品，写不出轰动畅销的，写自得其乐的零碎文字也不错，记得那天报纸副刊末条是他一则散文诗，淡淡的情致，如积满蜡泪的残烛，令人分享到一缕东篱的菊香。虽说刘心武写的是别人，又何尝不是自勉呢。

本书没有什么宏大的故事，但有我们并不知道的生命的暖意、生存的空间、底层的悲欢、羁绊的忧烦和心灵的张望。不过，田园，只是城里人的他乡；过去乡土社会的温情，恐怕亦大多是当下之想象。田园再纯美，过去再简单率真，也载不动如今的许多愁。更何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有些看不惯，恐怕已流于多管闲事，不大适宜了。一位妙龄少女因事去拜访刘心武，少女涂着淡蓝眼影、灰晶唇膏的面容，让他倍感别扭。事情谈得差不多了，她随便问到刘心武的健康，刘忍不住借题发挥说：“生理上没大问题，心理上问题多多。也许是我老了吧，比如说，像你这样的打扮，是为了俏，还是为了‘酷\’？总欣赏不来。我也知道，这是一种时尚。可你为什么就非得让时尚裹挟着走呢？”少女的回答颇有些诗意，微笑着说：“时尚是风。无论迎风还是逆风，人总免不了在风中生活。”刘心武幽默地写道：少女告辞而去，剩下我独自倚在沙发上出神。本想“三娘教子”，没想到却成了“子教三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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