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丧传销，　靠什么杜绝悲剧再次发生？

李文星、张超死了，在同一天，同一地区。这两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怀揣着施展抱负、改变家庭生活现状的梦想去到天津。然而，梦想还未长出花骨朵，他们就因“误入”传销骗局而死于那片承载着他们梦想的土地上。

悲痛！愤慨！惋惜！我们尚且对这样的悲剧感到悲愤，更何况辛辛苦苦供他们上完大学的父母。虽然悲剧发生后，天津市相关部门开展了行动，抓捕了一批传销人员。但“发现传销窝点301人，清理传销人员63名”并不足以慰藉这两个年轻的生命及其背后的家庭，也不足以遏制类似悲剧的发生。因为就在当下还有更多“李文星”正处在传销组织的控制下，未来，也可能还会有不少人误入传销组织。

拒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到2017年有33人死于传销组织，而这些只是被报道出来的少数案例。越来越多人命丧传销，怎样才能杜绝悲剧的再次发生？这既需要在立法上提高传销经营的违法成本，也需要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加强监管，强化执法，更需要年轻人提高辨识能力，不要轻易相信“天上掉馅饼”的说辞，而要坚信只有脚踏实地才是最好的捷径。

仔细查看报道出来的命丧传销的案例，不难发现，传销组织里生产着财富的故事，更以短时间内高额回报等“一夜暴富”的故事诱使年轻人进入组织，而后没收钱财、全天洗脑，甚至实施体罚，伴随着这些的是更多的来自父母的辛苦钱被吸入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李文星”等丧命的青年是误入传销组织中的少数清醒者，在了解到真相，并进行反抗后，最终丧命，还有更多的年轻人正饱受传销组织的摧残。

在李文星、张超案发生后，天津立即采取行动，然而，传销不只在一个地区、一段时间内存在，在全国广大地区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传销组织。必须要正视的是，传销经营作为一种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在我国并没有得到最严厉的禁绝。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2005年颁布《禁止传销条例》。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从“禁止通知”到“禁止条例”，再到列入刑法，禁止传销的规格一步步抬高。但是，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大多将传销作为“经济违法犯罪”来处理，而没有真正触及传销限制人身自由、进行精神恐吓、人体摧残的犯罪本质，最终导致整体上打击力度不够。应该认识到，传销不仅仅是普通的经济犯罪，更涉嫌暴力犯罪，甚至是“人命案”，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大对传销经营的惩处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

当然，有关部门还需要出重拳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对于传销窝点密集分布、传销组织经常出没的区域，要严密防控，坚决查处，真正打不净，不罢手、不收兵，让传销组织没有存在的空间。同时，年轻人也应提高辨别能力，要相信天下没有一夜暴富的幸运，也没有白占的便宜，不要为了走捷径而误入歧途。YMG记者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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