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更要理清糊涂账

“万元户”是一个极具时代感的词语，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词语意味着富裕。如今，在通胀的侵蚀下，一万元虽然已经不太值钱，但是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此，当《中国青年报》报道云南农民田兴儒花了15年还要不回20年前的一万元钱时，我们也便能理解他的初衷了。

这是一笔历史的糊涂账。1986年起，储金会兴起于江西农村，是“农民群众将自己分散的钱、粮聚集起来，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互助自治组织”。然而，民政部1998年下发通知清理整顿储金会，就在清理整顿前几个月，身处消息闭塞的云南小村庄的农民田兴儒还是将一万元钱存进了储金会。此后，他存钱的“银行”消失了。15年来他承受着这笔烂账，曾向当地信访办、民政局、人民法院等部门反映情况，最后都不了了之。但是，田老汉并不气馁，表示此生要不回来，还有下一代，即便机会越来越渺茫，他也不打算放弃，大有“愚公移山”的架势。

作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探索，储金会是历史的产物，虽然在当时是一种救灾扶贫的新形式，也曾发挥过作用，但是国家后来进行了政策调整，叫停储金会，如今看来这一形式确实颇有点非法集资的嫌疑。政策的自我修正是历史发展必然，因而，在这一事件中，如果单纯地归罪于历史，让历史来背“黑锅”，显然有失公正。那么，谁该为因政策调整而利益受损的农民埋单？

20年时光确实过于漫长，以至于追责起来存在相当的困难。报道中指出，田老汉曾找村委会询问，得到的解释却是“新官不理旧账”。必须承认，储金会早已消亡，但是村委会这一具有传承意义的责任主体还存在。在农民眼中，村委会代表“政府”，其所宣传的国家政策，表达的是国家意志。作为责任主体，既然当年给出了承诺，无论政策如何变动，农民的利益都理应得到保障。

这一笔糊涂账，却硬生生地卡在了一句“新官不理旧账”。“新官”一来，前任的账本就被扔掉了，债务被否认，该支付的欠款没有支付，该赔偿的款项没有落实，群众问起来，就拿“新官不理旧账”作为挡箭牌，一任接一任，一拖再拖，直至账目越来越糊涂，越来越难以清算。长此以往，连政府都没有信守约定，又如何要求老百姓一诺千金？常言道“继往开来”，所继不仅是当下的发展成果，还应当主动接下账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提出，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这一明确的表态再次提醒，无论是作为基层组织还是城市政权，都理应说到做到，向老百姓兑现承诺。

20年的烂账，无人愿理，无人敢理，农民的失望在不断强化，而政府的公信力在不可挽回地流失。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背景下，20年烂账事件同时也向现实追问：当政策、制度的调整损害了百姓利益，谁来兜底，如何追责？不管新官、老官，都是人民公仆，能接过烫手的旧账清算，理的是公信力，显的则是勇于担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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