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元最早接触刻印的材料,是在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上大学之后。那时候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各学科老师都是事前把所要讲授的内容由工人刻印成讲义,课前由课代表发给我们,这些油印的讲义便成了我们听课时的主要依据。因为每张8开的白纸只能印正面,所以讲义发下来之后,还要把它折叠成16开的双页,放在讲义夹里方便使用。当时并不知道它们是通过什么工具,怎样刻印出来的,只是感觉它字迹还算规范,印得也挺清楚,很实用。后来到了“文革”初期,一些群众组织散发的传单,全是靠人工刻印出来的。当时也只知道传看,并没有亲手刻印的经历。
真正认识并掌握刻印这活儿,还是在文革后期的七十年代。那时候学校开始复课,经过一番整顿之后,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渐恢复正规。当时我负责革委会的宣传工作,领导安排我办一份油印校报,借以活跃一下学校的政治和学习气氛。由我负责征稿、编辑和出版,再从各班里挑选几名会写善画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刻印。刻印需要的工具包括钢板、铁笔、蜡纸和油印机等四大件由学校提供。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开始正式运作了。刻印的关键环节是刻钢版。刻版前,先把一块长约3.5厘米、宽约10厘米、厚薄约3毫米的钢板,放在平整的桌面上,然后把一张蜡纸铺在钢板上,拿起铁笔,在印有方格的蜡纸上进行刻写。那钢板两面的纹儿不一样,其一面是斜纹的,刻写起来,笔画可随意些,而另一面是布纹的,横平竖直的格子制约着刻者笔画的任性。两种纹儿各有所长,刻写时可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刻印的实际需要来选定。铁笔的样式跟现在的圆珠笔差不多,笔杆的下半部分是空的,里面是储存笔头的地方,插在笔杆顶端的铁笔头,如果磨秃了,可以取出里面的新笔头换上,继续刻写。
刻钢板是个技术含量较高的活儿,它需要精力集中,既细心又耐心,运笔时要均匀,不可忽轻忽重,忽急忽缓,一旦不慎出现蜡纸被刻破和刻错、刻漏,都是相当麻烦的事儿,如果补救或涂改不好,只能废弃重刻。钢板使用的时间长了,板纹里藏挂的蜡油多了,刻印起来就容易打滑,影响刻印质量,这时就要换一块新的了。刻板也是一件累人的活儿,刻的时间长了眼睛会感觉发花,握铁笔的手指也会感到疼痛和发麻。所以,有时候刻印的材料多了或学生请假缺席,我便动手刻写,并参与后面的油印工作,以减轻刻印的压力,保证材料及时印发下去。亲身参加刻印,也让我感受到干这活儿的艰辛。
材料刻出来之后,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道工序,打开油印机开印。这时,先把纱网放在网框上,用卡子把纱框夹紧,然后把刻好的蜡纸放在纱框下面。接着把油墨倒进墨盒里调匀,把磙子蘸上油墨,在纱网上来回推动,用力一定要均衡匀称,这样,纱网下面的空白纸上就会清晰地显示出字迹来。印好的一张掀下来后,再接印下一页,直到全部印完。纱网若出现松弛现象,应该换个新的,以免影响油印质量。需要注意的是,油印前身上最好先戴个兜子和套袖,以防备油墨沾到身上,很不容易洗净。
人工刻印这活儿,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学校还特设了一个文印室,由两位职员专门负责刻印文件和教学方面的材料,当时我教高中毕业班,经常去送些刻印材料。记得后来没过多久,人工刻印就被打字机和电脑所取代,刻印成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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