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凉病 在时代喧杂中失去精神归属地

□本报记者 江丹

近日，著名作家张炜的最新小说《艾约堡秘史》出版上架。新作中，张炜用属于他的独特语言描述和审视当下，思考人性风度尊严，表达他在这个时代的立场态度。我们或许并未像故事里的男主人公一样站在财富之巅，但我们可能有着跟他一样的困惑和迷茫。

“荒凉病”与“鸿门宴”

艾约堡是一处在山包下面挖建的私邸，恢弘而且神秘，它的主人淳于宝册在这里饮食起居，招待宴请。

淳于宝册掌控着一个庞大的财富帝国——狸金集团，“实力及规模当在数省区之首，产业分布海内外，囊括矿山、钢铁、房产、远洋、水泥、造纸、运输、医药、金融……真正的巨无霸”。

蛹儿替淳于宝册管理艾约堡，也是淳于宝册的爱慕者，她美艳不可方物，以至于她曾经的男朋友和丈夫都想要把她关起来才能有安全感。

财富、美女，人生两大欲念，对淳于宝册来说都已经是现实，可在这样的繁华热闹里，他却患有一种“荒凉病”。它随秋风而至，“来势汹汹无可抵挡”，平时如熊似豹的淳于宝册，精神全部垮掉，他会连续几天于凌晨爬起，在他的艾约堡王国里四处游走，或者怔怔地坐一个多小时，“起身时仿佛变成了八十多岁的老人，臃肿虚弱，腿突然拖起来”。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淳于宝册都在昏睡，“偶尔醒来衣衫不整地出门，呼叫一些陌生的名字。没人敢与他对视”。

病症持续一个多月后，淳于宝册从潦草和昏睡中清醒过来，他和他的艾约堡又恢复往日的勃勃生机。艾约堡里没有人知道“荒凉病”为何来，如何走，只把它当作每年一次的一场严酷的战役。

这一天，淳于宝册要在艾约堡并不常用的一间西餐厅宴请两位重要客人，还要求蛹儿穿上她最好的衣服作陪。客人乘坐一辆破旧的蓝色出租车到来，其中男子光脚穿着不合季节的黑色人造革凉鞋，女子背着一只带子长得别扭的挎包。他们朴素得“好像刚刚从田野上跋涉而来”，与艾约堡的金碧辉煌格格不入，却未因此而有任何的拘谨，他们坦然自如，忐忑慌乱的反而是发起这场“鸿门宴”的淳于宝册。他发现，自己刻意彰显的财富和美色，对这两个人毫无作用。

男子叫吴沙原，一直和村民们守护着他们的小渔村矶滩角。女子叫欧驼兰，是长期住在矶滩角研究那里拉网号子的民俗学家。对这两个人来说，比起物质诱惑，他们的内心有更重要的坚守和更值得的追求。他们像是一面镜子，让淳于宝册意识到自己“荒凉病”的根源——丢失了最自在、最踏实的精神归属地。

中国当下巨富群体写起来很难

“我那天从海边草寮回来时突然明白，自己流浪了十一年，原来一直在找一条回家的路。那些油印刊物和书全丢在路上了，这也是我迷路的原因……今晚我仿佛品尝了胜利的甜蜜，也再次嗅到了一丝血腥。可我生命的底色是仁慈的，有太多爱，也有太多恨。我将为自己任何一点残忍付出代价，自谴至死，最后煎熬在风烛残年里……”淳于宝册在一封信里倾吐心中的隐秘。收信人是李音，已经故去，在淳于宝册贫苦的童年和少年，他是一束温暖明亮的光。

狸金集团的高管们希望淳于宝册能够带领他们再下一城，将小渔村矶滩角收入囊中，让狸金从此拥有自己的黄金海岸，可淳于宝册却在对付这个小渔村的过程中对自己产生质疑，他意识到自己在后来的事业追逐中迷路了，纵然建立了庞大的财富帝国，心却无处安放，不仅“荒凉”，而且不安。

《艾约堡秘史》腰封上的宣传文案如是写道：“一位巨富以良心对财富的清算，一个勇者以坚守对失败的决战，一位女神以渔歌对流行的抵抗，一个白领以爱情对欲念的反叛。”这4位显然就是小说里的淳于宝册、吴沙原、欧驼兰和蛹儿。在新作里，张炜借吴沙原、欧驼兰和蛹儿表达理想，而淳于宝册身上则是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审视和反思。

淳于宝册身上带有中国当下巨富群体的影子。在《艾约堡秘史》的新书发布会上，作者张炜坦言，对于这个群体，他写起来很难。“要写更大的巨富，我一直做这方面的准备。阅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并接触了一些所谓财经方面的人，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生活、爱情乃至家庭和睦等细节，这是很复杂的情况。”张炜说。

张炜认为，在读者那里，企业家和企业家的爱情已经概念化了，就像大量的影视、小说中塑造的那样，有现成的一套体系和模式，因此，对于文学要求非常高的那部分纯文学作家而言，这几乎是不碰的，“大量写企业家的爱情，对不起，那是一种自杀行为，太危险了。如果你找不到自己的语言和个人经验，写这样一个主题非常苦难”。

“谁能写当下的企业和爱情，个人表述、概念化的词语，全都要粉碎了，要拿出你自己的表述。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恐惧、谨慎去寻找自己的语言，走入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和自己，这个意义太重了。”张炜说。

失去什么，拾起什么

作家显然意不在描绘中国巨富群体的生活状态，而是由此表达一个作家对社会和人性的思索。张炜说，前年，他在一所学校讲读陶渊明的几个感受。何为风度，何为尊严，陶渊明为这些东西纠缠了一辈子，而我们要活得好，还要有尊严，他觉得很难。

“有了钱，有了权，有了地位，有些东西你不相信，我就想把敏感的东西调过来，让他重新相信爱情，相信正义可以有，尊严可以讲。这样一部书，在社会层面当然很冒风险，但冒风险最大的还是语言和技术。”张炜在新书发布会上坦言。

这或许也是张炜在《艾约堡秘史》里要表达的态度。作为一个写作者，张炜从未放弃通过作品发声，他一直认为立场对于时代和生活是需要的甚至必要的。2005年，张炜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就如是说道：“在如此众声喧哗与知识爆炸的时代，普遍怀疑和虚无主义流行的时代，最需要的是一个立场，一个对大地、对世界、对生活本身的忠诚的立场。文学和写作会使人不断地努力保持这一忠诚。我的小说能够表达这一态度，散文和评论则更为直接。”

张炜说，他写长篇作品，没有一部的酝酿期少于15年，“这样的长篇出来以后，它是有重量的”。《艾约堡秘史》同样如此，它始于张炜1988年的思考。张炜介绍，他十几岁时认识一位文艺青年，对方写了大概七八百万字的稿子，一篇都没有发表，那时候他们彻夜谈文学。1988年的时候，他们又偶然相遇了，彼时对方已经成了一个老板。张炜问他，以前写的那些作品怎么办，以后还写不写？他说，他有的是钱，他把过去写的东西用小牛皮烫金的书封包起来，以后还要写一点。“那个文学雄心，我觉得这个人对我是有吸引力、有魅力的人，超出了一般化的老板的抱负。”张炜说。

在《艾约堡秘史》里，淳于宝册也曾梦想成为一位大作家，他也写很多书，用小牛皮烫金的书封包起来，就在这个梦想几乎要被遗忘的时候，他碰见了一直坚持内心追求的学者欧驼兰，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又该拾起什么。

“我坐在这里想，也许自己这辈子全弄错了。我该和你打理这家小店，守着它过一辈子。我们都嗜读，这么多书，该满足了。不过我也要把你锁在楼上，这事儿千万马虎不得……”淳于宝册对他身边的蛹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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