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虫井”

牛棚村村西口靠近堰坝的地方有一口水井。说是水井实际上是水塘旁的一个小池子，用几块麻石条砌的，井面不圆也不方。下大雨时四处的脏水淌进塘里，塘水浑浊，井水也不干净。我过去进入牛棚村习惯从大路插入堰坝，走到井旁会停下来看几眼，然后才绕着塘沿走向姐姐家。

好多年没看那井了，因为姐姐家在公路旁盖起了三栋楼房，下车几步就到了她家。许多人家也在公路旁盖了楼房，村外的公路成为村内的公路。姐姐家用上了自来水和太阳能，显然那水井对于姐姐和村民都不再重要。小时候，我曾多次恰巧在堰坝上看到姐姐在井边舀水，心情就有些沉重。井里闪着姐姐颤动的身影。姐姐是万不得已才嫁到牛棚村的，她生了三个孩子后还在对弟弟们诉说，如果当年坚决不答应父亲，那么后来户口回城她就会有一份工作，而不至于在农村“受一辈子苦”。

1969年，我家下放到离镇两公里的牛棚村（仍住在镇上）。几年后，我姐姐完全是屈从父亲的意志才扎根她不喜欢的农村。我家八口人，对于本来就很贫穷的牛棚村来说是个拖累，很多人都不愿用他们的劳动来供养工分少而口粮不可少的下放户，可又违抗不了政策，只得把恶气朝我父亲出，嫌他这不会干，那也不会干，体力不如一个妇女。父亲一边忍耐，一边学习农活。当有人要把我姐姐介绍给村里一个大龄青年时，我父亲答应了，他想以联姻的方式更好地融入村子，以此改变“社员”们对我家的态度。姐姐先是不同意，她哭，父亲也哭，母亲同样哭，通过泪水的洗礼，姐姐最终接受了“父命”，出嫁那天，她喝了一斤多白酒，醉得人事不知。

至少近十年，姐姐和姐夫经常吵架。一次，我去姐姐家，依然从大路插入堰坝，顺便看看那口水井。只见姐夫挑着一担水在前头走，姐姐在他身后哭。原来，姐姐在井旁排队，姐夫性子急，从家里跑来，骂姐姐故意磨蹭，他跳进塘里，挑起两桶塘水就回家。姐姐边哭边骂他，塘水不干净，不能吃。姐夫恨恨道：“你不是说这是‘虫井\’，有血吸虫吗？那就干脆吃塘水，要得病一样得！要死人一样死！”当年，我听不懂姐夫话里有话，后来才知道他那次发泄，是不满于姐姐对他和村子的嫌弃。

后来他们吵得少了，尤其是分田到户后，姐姐的家境改善了，孩子们也渐渐成人，日子有了奔头，姐姐的心便安了下来，俨然以村民自居了。我姐夫除了性格有点倔，是个非常不错的人，他是个出色的种庄稼的行家里手，并肯吃苦，一到农闲就到处找活干，打工。挣了钱，把老屋拆了，盖上新瓦房，在村子里算得上殷实之家。再后来，我的三个外甥读完初中，都到外地做手艺。有钱后就盖房子，盖了一栋又一栋。几年前，我姐姐受政策之惠，以下放知青的身份办了退休手续，每个月能拿到退休金，幸福写在她的脸上。

牛棚村曾是血吸虫病重灾区。那口水井每年都会在洪涝中淹没，潜伏着钉螺及虫卵，村里人十有八九患血吸虫病。我问姐姐，你的血吸虫病治好了吧。姐姐答道，免费治了两次。现在不去吃那“虫井”的水，不会得了。我笑了笑，问她，那井还在吗？姐夫说，早废了，被塘水淹了。我知道姐夫也得过血吸虫病。他说，要不是几十年来政府一直在灭虫，并且免费给我们治病，我哪活到今天，还有命喝酒？牛棚村上辈人命都很短。现在没人得血吸虫病了。姐姐说话向来客观，她笑道，现在村里还有人得血吸虫病，但极少了，是不小心碰上的。不得血吸虫病主要是吃的水干净了。当年，明明是“虫井”，还得去那里挑水回家吃。大家干农活，很累，很渴，就喝生水，怎么不得血吸虫病？不少人都是治好了又得，得了又治。

我转身朝冶塘湖望去，没有水，平坦的庄稼地，笼罩在薄雾之中。围湖造田与兴修水利，使得冶塘湖名实不符，一如牛棚村只落得个名称符号，不再有牛棚，我甚至没发现一头牛的影子。姐夫告诉我，村里只有几户人家没盖楼房了，这个社会好，有手就能挣到钱，中青年都在外面打工，做裁缝、搞建筑装修、开早点铺，最孬的一年都有几万块的进账。

我边听边环视建在路旁田地中的楼房，心想当年视田地为命的牛棚村穷得一塌糊涂，现在虽然田地仍旧重要而村民将它转包了，但却过上了富裕的日子。村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命运；村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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