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抱怨时代

商明晓

和几位老同志聊天，在抚今追昔的过程中，有人说假如不是“文革”，自己早就是著名诗人了，也不会让小学的三尺讲台终结诗人之梦。另一个说数、理、化是自己强项，本应该读北大或清华，结果拜“文革”所赐，这辈子就没沾科学的边。老几位的感慨，引发了大家的共鸣，于是，每个人都晒出了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夜走麦城”的岁月。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套路一致，“过五关，斩六将”是自己的英武，而“走麦城”是时代的产物。我们今天的碌碌无为，甚至成为失落的、被毁掉了的一代，都赖那个时代。一时间悲情笼罩，感慨万端，瞬间形成一种气场，置身其中，我愿意相信在座的都是人中龙，鸟中凤，只是生的伟大，命运不行。

悲情归悲情，感慨归感慨，愿意归愿意，凡事还要靠事实说话，那些假设和如果不足为凭。我们这一代一般是指在1966年到1976年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大多出生于五十年代。失落和毁掉主要表现在教育和上山下乡两个方面。先说教育。从1966年毕业的高中生算起，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高中应届生止，这一代人中学毕业后没有继续接受教育的途径和渠道，所以在教育上，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因此而抱怨废除高考的时代，有道理。因为全国十年间少招了200万左右大学生。（按当时招生条件每年只能招生20万左右。1965年招生16.4万人，1977年招生27万。1979年以后连续三年招生都是28万）。10年时间，进入高考年龄的两亿多人，中学毕业生超过一亿人。据此推算，中学生能读大学的也只有2%，当年的大学生真的可算得上凤毛麟角，那些抱怨时代的发声者，能确定自己就是那2%吗？很难说。

再说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被说成是一代的青年人被赶去农村受罪吃苦。在没有音乐，没有书本，没有电灯，没有爱情的黄土地上倍受煎熬，这种说法没有道理。因为上山下乡只是少数人的经历，不能代表一代人。50年代出生2亿人，上山下乡的只有1600万人，占8%左右。大量的农村青年并没有感到来自上山下乡运动的冲击和迫害。更何况，很多有志青年确实在与农民共同的生活中，更加深刻的了解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了解了最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为日后大有作为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通过抱怨时代，来说明自己因受伤害才变的平庸，不是普遍适用的理由。

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认为：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比其他群体具有更强的整体意识和自恋倾向，他们用多种方式表现自己。这一代人的政治化倾向或社会责任感，在历经剧烈的社会变动之后仍然强烈。他们自认为具有前一代那样的理想主义和社会责任感，但不像前一代那样教条和僵化。同时具有后一代那样的开放性，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兴趣与喜好，但不像后一代那样极端利己和玩世不恭。他们认为自己的最大优势是吃过苦，了解中国国情，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关心民间疾苦。当然，徐友渔也没有忘记调侃，他说，这一代人的年龄已过，许多人已经退休，剩下的人即将退休，他们的自我期许只能表达于饭局，消化在餐桌上。徐研究员的话有些尖酸有些刻薄，但还是可以接受的。只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那一代人现在正驾驶着中国这艘巨轮，不断走向强大。另一个他忽略的事实是，共和国的院士中，那一代人超过80%，他们不仅在奋力追赶而且还在很多领域正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方向。

有研究“文革”的学者认为，受害的一代不能忽略了在这个年代出生的和在这个年代处于孩童期的人，从后来的发展轨迹看，这批人也是“文革”十年的受害者。当时的教化已经深刻的灌输进他们幼小的记忆和教育里。这种划分我认为没有意义，因为“文革”对于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持久而巨大的，它涉及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这种深刻的历史痕迹，是需要历史来修复的。如果说因此而受到伤害、冲击和影响，那就不仅是哪一代人的事情了。出生于二十年代以前，“文革”发生时他们正好在四十到五十岁，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正是性格成熟，经验丰富的时期，却不得不接受各种批判；出生于三十到四十年代，“文革”时期正是风华正茂，大有作为的年纪，也不得不放下自己的业务，中断自己的科研，其损失是无法估算的。中国发生了“文革”，那是一个民族的不幸，是一个民族永久的痛。正如当年清政府签下了屈辱的《马关条约》，那是中华民族的痛；南京大屠杀距今已经80余年，仍然让我们痛彻骨髓。因为那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一个民族的痛点。

当代作家王蒙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怀旧问题：“能不能做到，怀旧的结果是怀旧者变得聪明一些，而不是更糊涂、更脱离现实、更自吹自擂和将错就错呢？能不能做到，回忆让我们更加平和，更加理性的看待历史，看待那个特殊的时代，看待我们寻经壮志未酬的青春，曾经火热的爱情和凌云的壮志。”我在这里狗尾续貂地说几句，我们抱怨的那个时代，正是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辉煌有我们，那个时代的不幸也有我们。冷静而理性的思考，才能清晰真实与理想的界限。用假设和如果做空做大甚至膨胀自己，不但自己心虚胆怯，也让后辈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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