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超两万算贩卖人口 如此移风易俗是否用力过猛？

本期主持：曹雅欣

点评嘉宾：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徐明强、长安观察、北京晨报李秀荣、中国青年网丁慎毅、河北新闻网殷华尚、知乎用户吴铭仕、长城网张楠之、祖伟微评、搜狐新闻

■委托人：孟女士

■方 式：读者来电

■话 题：在很多地方，彩礼起步价动辄就是几万元十几万元，逐年攀升的天价彩礼，不仅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婚不起”，而且还造成很多惨剧。问题是，通过限定彩礼金额真的能整治天价彩礼之风吗？

这两天，一份红纸黑字的《惠安街道办红白喜事操办标准》在网上引起热议。其中9条事无巨细地规定了当地红白喜事的宴席标准、参加人员、车辆等等，而尤以第一条最受关注——订婚彩礼不超过两万元，索要彩礼过多者，交公安机关调查，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

几乎同时，贵州省天柱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发布该县规范城乡居民操办酒席行为的指导意见，规定民间办酒席，除婚嫁酒、丧事酒以外的酒席均视为违规酒席，并明确“复婚不准操办酒席；再婚除初婚方可操办酒席外，另一方不得操办。”

倡导移风易俗，俭办红白喜事，减轻“人情债”负担，切合绝大多数民众的共同诉求。然而，这些“硬标准”的出台，却又让人想要喝彩口难开，甚至引发不少喝倒彩的声音。

遏制不良习俗合情合理

当下，彩礼价格与贫困程度成正比，生活水平越低，彩礼负担越重，婚嫁矛盾也越突出。高额彩礼、无底线办酒席，除了致贫返贫，还衍生不少社会问题。政府出手给彩礼和宴席标准定下“指导价”，在不少人看来合情合理。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徐明强

当前社会风气浮躁，花样彩礼层出不穷。有的要求“三斤三两”，三斤三两的百元钞票，大致相当于13.6万元，有的要求“万紫千红一片绿”，10000张5元、1000张100元、600张50元，共计18万元。五花八门的说法背后，无不是沉甸甸的“真金白银”。很多家庭不得不节衣缩食，甚至对外举债。天价彩礼已成为很多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近年来，很多地区还出现了骗取彩礼的刑事案件，“假新娘”及其诈骗团伙先许诺结婚骗取彩礼，然后在结婚登记之前卷款逃跑，被骗家庭“赔了夫人又折兵”。从现实情况来看，出台这样的规定，对天价彩礼进行管制约束也算合情合理。

●长安观察

“爷爷娶奶奶时，只用了半斗米；爸爸娶妈妈时，只用了半头牛；而到我们这一辈娶媳妇时，却要了父母半条命。”天价彩礼已成为许多中国家庭不能承受之重，而乡村无疑是重灾区。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363元，按每户3个劳动力计算，10万元的彩礼不吃不喝也得攒三四年。有顺口溜如是描述：“脱贫不易，小康更难；喜结良缘，毁于一旦。”

在中国古代，婚有六礼，其一为纳彩。如果说适宜的彩礼尚可看作一种仪式化的交流，蕴含着情感表达，那么超出承受范围的天价彩礼，则极易将婚姻变成明码标价，让成婚的喜悦变成沉重的负担，甚至激起攀比心理、败坏社会风气。

●北京晨报李秀荣

出台新规规范操办酒席行为，是为制止巧立名目滥办酒席、铺张浪费、借机敛财的不正之风，同时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这有着极强的现实需求——近年来，许多地方酒席风泛滥，婚嫁酒、丧葬酒、乔迁酒、升学酒、祝寿酒……名目繁多，个别地方甚至还有“母猪下崽也摆酒席”“孩子没考上大学也要喝安慰酒”等奇闻。

办酒席已经超越正常的礼尚往来，成为群众的新负担，助推了人情消费的畸形发展。对此相关部门不应不管不问，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也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

给彩礼划标准矫枉过正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恶习，一直以来备受人们诟病，但如果不是大操大办，却也要被“一纸公文”所限制，似乎就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了。不少网友肯定了新规的出发点，但对于这样行政干预的做法却难以接受。也有媒体评论称，移风易俗岂能“霸王硬上弓”？

中国青年网丁慎毅

治理没办法就靠“法办”，首先是对法治的误解和对法律的不敬畏。且不说街道办没有权力制定这样的强硬政策，也不说没权力把索要彩礼过多者交公安机关调查，就是公安机关也没有权力给索要过多彩礼的人定罪，定不定罪那是法院的事儿。就算街道办只是出于一种“吓唬”群众的目的，这种做法既不可取也无效果。

试想，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下，男青年好不容易找到女朋友，总怕给的彩礼不够而散伙，恨不得多出点钱来增加保险系数。所以他们偷偷给了20万，也一定会向村上汇报说：一共给了18888。这样一来，反而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看起来彩礼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实际上更增加了群众的焦虑。

●河北新闻网殷华尚

彩礼标准一出，着实能让未婚男性高兴一下，但冷静想想，奇招是有了，能不能出奇效还真不容乐观。

一来彩礼本来是婚嫁双方“商量”的结果。俗话说：“抬头嫁女，低头娶媳”。两个人真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双方父母难道还真能因为“彩礼”让他们分手？而且现在大多数家长都尊重孩子的意见，给多少彩礼基本就是男女双方商量完通知父母的，如果女孩出于对婚后生活的考虑想多要点，男孩还真报警、让公安机关去调查准“岳父岳母”？明显不可能，那这条规定也就成了“民不举官不究”的摆设。

另外，给彩礼降标其实也解决不了多少根本的问题。因为在彩礼之外，还有房、车等资产，本来房和车可以贷款，出了这样的规定，女方父母为了规避风险，要求全款购买好地段房或高档车，岂不是“背着抱着一样沉”？反倒是堵上了男方周转资金的路。

●知乎用户吴铭仕

假设“彩礼不超过两万”一条被写进了《婚姻法》，我想很可能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某女方父母：彩礼不超过两万？好说，就是两万的彩礼我们都不要了，但是呢，结婚时你家得给我们一笔“养老费”，注意那笔钱不叫“彩礼”哦！

词汇的定义从来都是由人去赋予和解读的，如果是“买卖婚姻”，即便没有“彩礼”，人们也能创造出新的名目加以替代，并且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通常只能是“民不举官不究”，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根本无法进行监管。而且婚姻说到底是两家人之间的家事，就算明摆着不平等，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外人凭什么去干预？

社会治理也该移风易俗

有人认为，如果把一切沿袭至今的传统仪式都当成繁文缛节摒弃，那不是帮助民风民俗“风清气正”，而是在扼杀民间风俗，让民间文化失去了丰富性。在引导与提倡节俭办理红白事时，要能坚守法律边界，多引导与提倡，避免权力粗暴插手。

●长城网张楠之

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负有社会治理职责的政府，适当地介入是必要的。但政府应该介入到什么程度，在什么层面、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是倡导性的还是强制性的，则需要更多的探讨与探索。从根本上来讲，发展经济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通过提升当地收入水平促进婚恋市场更加理性，同时也吸引外出务工尤其是农村外出务工婚龄女青年的回流。只是，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一些问题仍然会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需要慢慢消化解决。

●祖伟微评

对于公民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对于政府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律并未禁止也未规定彩礼的具体数额，街道办当然不能划定标准，更无权作出“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的判断。此番“红白喜事操办标准”之争，折射出基层社会治理中如何处理好目标和方式之间的关系。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考验着治理者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既要主动回应关切，还要让权力运行必须于法有据。

移风易俗从来就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而需要久久为功、潜移默化。治理“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俗，要从改变当地的社会经济面貌、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等方式入手；简单地划“硬杠杠”，搞“强力治理”，只怕费力不讨好，还凸显法治观念的落后和治理能力的缺失。

●搜狐新闻

出台“禁令”简单，但社会在发展、情况在变化，社会治理理念和手段也要跟着发生变化，还像过去一样简单喊停，已经严重滞后于这个时代了。有些事，不能因其难而不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现在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必须去做、必须做好的问题。

人们不是反对移风易俗，而是反对以简单粗暴的方式移风易俗，当前确实存在移风易俗的必要，但社会治理方式也应该“移风易俗”。树立法治思维，坚持依法行政，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类似“禁办复婚再婚酒”的“奇葩文件”，是传统治理思维的延续，也在提醒社会治理创新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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