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思论
父亲是寡言的。
我小的时候,很少见到他,印象也是浅的。
长大后,才知道他是大队干部(那时行政 村 叫“ 大队”),整天忙着公家的事。
我是兄弟姊妹中最小的,当长大些的时候,父亲的耳朵背了,逐渐失聪,父子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关于父亲,我更多的是听他人说的。
去年,我回老家参加一个升学宴,席间有几位素不相识的长者,自我介绍时只好报出家父的名字。这时一位脱口而出:你父亲是“舍了肚子顾脊梁”,一心只为大家着想。当时(上世纪60年代)他是大队支部书记,那时公社分派招工指标,这可是多少人挤破头也想办的大事啊,而你父亲却让给了别人。再说你几个哥哥都符合条件,哪怕安排一个也行啊。如果说指标不够,凭你父亲的工作与威望,公社书记也得高看一眼,并指名道姓地说,你看人家那些招了工的何等殷实、风光啊。
这突如其来的一席话,说得我有些头脑发木。尽管这件事以前我曾听说过,没想到在家父去世20年之际,仍有人提及,可见父亲在乡邻中的口碑了,况且这位长者是邻村刘家庄的。
前些年,在晒麦场上,众人谈及社会风气,我的一位大奶奶说:“孙子,你爷是真共产党员,公私分明,刚直不阿,人送外号(绰号)‘朱青天\’!”尽管这是颂扬家父的话语,相比时下小“气候”,我竟感到挂不住脸面。“那是大跃进时期吃集体食堂时,因孩子多、家务重,你娘晚去了几分钟,你父亲竟不同意给打饭。严厉呵斥,说什么人也不能开口子,并赶了出来。你娘领着大的、抱着小的,攥着空碗流着泪离开……”这件事,我以前也曾听说过。时间过去那么久了,80多岁的大奶奶言语间仍噙满泪水,我低着头无语凝噎。
后来在史无前例、疾风暴雨的“文革”中,父亲被打成“党内走资派”,后人无法想象当时峻激的形势和斗争的激烈,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近日返乡,在村头遇到同期任大队长的刘宝文哥,说:“当时冒着危险,劝俺二叔(指我父亲)赶紧躲一躲。老人家坚信组织自有公论,以他对党的信仰、忠诚、坚贞与刚烈,睥睨‘造反派\’如粪土,绝不屈服认‘罪\’。正可谓‘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自然付出了比他人多几倍的代价”。
这件事,我以前同样听说过。因感同身受,说到动情处,78岁的宝文哥,一阵长叹、哀怨声。
后来组织恢复了父亲的名誉与职务,给予高度评价。因惨遭迫害,父亲的耳朵失聪,身体越发憔悴并一度病重。为免影响工作、贻误集体事业,父亲多次请辞,公社高士常书记亲自登门做工作,最后父亲不得不保留支部委员一职,对继任者以提携、扶持与栽培,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解甲归田”。
关于自己的过去,父亲只字未提。后来,我得知父亲不满20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村农救会长、泉河乡民兵队长(参加过战斗)、村长、牛泉信用社主任、雪野水库牛泉公社负责人之一、两次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等职,获得荣誉无数。
以家父几十年公干的资历,按照当时镇村相关规定,足以享受一定待遇。我村负责人曾专门提醒我。说实话,这件事对我并不难。我征求老人意见时,他说不给组织添麻烦了。此事就此打住。
后来父亲罹患顽疾,花费越来越高,镇上分管领导本着体恤的原则,拟予适当照顾。我想以家父的秉性与做派也不会同意,生怕玷污了他一生的清白,就以材料不全为由,拖着没办直到父亲去世。
是日夜晚,我独自漫步在老家的街头巷尾,望一轮明月,看一地银练。“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此刻父亲的形象陡然高大:浮现出他笃定信念,初心不改,投身相许的身影;秉承党性,坚持原则,永葆本色的身影;躬身为民,甘当黄牛,矢志不渝的身影……其实我视父如圭臬,如影亦随形,父亲的身影在我的身上延伸着、赓续着,顿时思念的泪水如潮般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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