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的每一个形象都无比动人且无一例外地透露出时代悲剧的色彩,让人感到是时代的悲剧导致民族的悲剧。
《四世同堂》里有不少的汉奸,他们无恶不作,他们坏得无所不用其极。不过,他们在出卖国家、曲意逢迎之时,骨子里总还残存着一丝人性。那一丝人性让他们也并不那么单薄,可以说坏得入木三分,坏得有血有肉,坏得触目惊心。这样的坏,既让人恨得咬牙切齿,又避免了人物形象过于平面,使读者产生腻烦单调的心理。
比如祁瑞丰,老舍先生就从家庭原因上下足了功夫。老大和老三都是新时代下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有学问有眼界,他们的视线不在小羊圈这一方小天地里,而是在广阔到祁瑞丰永远理解不了的地方。因此,祁瑞丰在性格上总是有那么一种自卑的心理。每当他出去获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消息,众人围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感到骄傲,觉得自己更充实伟大了一些……足以表现出他的重要。”他希望自己能在某一方面比大哥和三弟都强,因此迫切地去寻找一个能出人头地的机会让自己也被需要,这样就有了“当汉奸被人尊重”的心理驱动。
《四世同堂》通过大量的笔墨去描写钱、祁、冠三家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压迫和欺凌时所展现出的精神面貌。这三家人物形象鲜明的对比,更加赤裸地暴露了人的劣根性,也就更加凸显了汉奸们各自不同的生存法则。比起冠晓荷那些“新时代”下崇洋媚外、追求国外物质享受的汉奸,祁瑞丰更像一个“旧式”的汉奸,他愚昧、怕事、世故、油嘴滑舌,拥有这样形象的人物不在少数,甚至成为了当时他们自我救赎的灵丹妙药。对于这样一个纯粹的小人,他的人情味儿却也如点睛一般恰到好处。例如在老三祁瑞全给家里人来信的时候,老二怕他逃出北平参加抗日的事情被日本人发现,于是劝老大赶紧烧掉这封信,不要“拉着他老二陪绑”,但是他再怎么想与祁家这些迂腐老旧的人脱开干系,他的心里还是觉得自己姓祁,因此他没有效仿冠晓荷那样,靠出卖自己的亲弟弟去谋得一官半职,而是仍想着法子去保护这个家,他自信地说“我已经想好了办法”。
在钱大少爷的事情被冠晓荷告发给日本人、钱先生被日本人抓走的那个晚上,大赤包在家却是格外的嚣张得意,对大家宣布:“这总算是立了头一功!”甚至摆好了桌子预备着“打八圈儿或者喝两盅”,但当大赤包因家中琐事想大吵一阵时、听到招弟提醒说钱太太在哭泣后,再“也不敢出声了”。隔着一堵土墙,一家哭一家笑,如果这里没有钱太太的哭,倒也不觉得两家对比之强烈,如果大赤包没有不再出声,那也只是觉得善恶之分明,一个可悲一个可恶。但这里,大赤包却不再出声,就一下子透出点儿人味来,忽然间觉得人心好像也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让人感到是时代将人捏造成各式的样子,让他们互相之间撕扯争斗,而不是他们本身就没有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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