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母亲常跟我提起,她是穿着借来的衣服和父亲成亲的。那时候生活困难,亲友邻居间借衣服穿是常事,凡是认为需要穿着体面的场合,都会想方设法借一件像样点的衣服穿。母亲还说,那时我父亲在乡中学任教,有一年被评为县优秀教师,奖品是一套中山装、一支钢笔。此后,大半个村的人也不管合身不合身,遇到大事小事就来借,经常是这家刚送回来,就被另一家借走了。
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自记事起,家里还是比较穷,仅能维持基本温饱,没几件多余的衣服。我们兄弟三人的衣服,都是老大穿小了给老二,老二穿小了母亲缝补一番让我接着穿。而父母的衣服色调单一,多是灰色或蓝色的棉布衣。
我上小学时比较淘气,经常爬墙上树,没少磨破衣服。母亲忙完农活,晚上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我补衣服。这样的情景,成了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虽然我穿的是旧衣服,虽然衣服上打着很多补丁,但这也没什么,很多同学都是这样,没人会笑话。
多年之后,街心的大喇叭开始播报改革开放的消息。村里几个率先进城打工的小青年,有一天拎着双卡录音机,放着音乐跳着舞回来了。我们一帮小孩子,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嬉皮笑脸地边扭边唱“迪斯科,迪斯科”。最让一些老人看不惯的是,这群年轻人戴着蛤蟆镜,穿着喇叭裤,还有一位穿着一件蝙蝠衫。
现在想想,正是这些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引领着人们冲破传统意识的禁锢,进入了观念开放的起点。也就从那一年,父亲除了教书,还饲养起了小猪仔。小猪出栏后,父亲抱回来全村第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最令人激动的是,母亲用剩余的钱给我们兄弟三个每人买了一件运动服。要知道,在那时添置新衣服都是过年时才能实现的。
到了90年代,明显感觉生活有点富裕了,不管大人小孩,很少有穿补丁衣服的。村里集市上的服装摊渐渐多了起来,款式也越来越新潮。每次逢集,买衣服人熙熙攘攘。以前很多人为了省钱去扯布做衣服,现在买成衣既方便式样也漂亮,所以卖布摊和裁缝店的生意越来越不好了。
我结婚前装修新房时,妻子特意向设计师提出要求,衣柜空间一定要大。即便如此,婚后妻子打理家务,总能挑出一堆不想再穿的衣服。母亲看看这件,拿拿那件,哪一件都不舍得扔掉。前些年还可以把它们送给乡下的亲戚,现在人家都不要了。还好,小区里有了旧衣回收箱,母亲又给旧衣服找到了新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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