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必智
我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在公社化的年代,她是老实巴交的社员。那时候,父亲在外地工作,我和两个姐姐在上学,下边还有不懂事的妹妹,由于缺乏劳动力,分到的粮食很少,生活极其艰难,为了多挣工分以抵消生产队的超支款,母亲忍辱负重,挑起了在农村只有男人才能承担的重任。尽管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可她从来没占过公家一点便宜。
记得小时候的一个深夜,母亲参加生产队召开的社员大会,回来时我们已经睡熟。她点亮油灯,把我和两个姐姐叫醒,用十分严肃的口气向我们传达会议内容。她告诉我们,今天队里开会了,说有人偷生产队的庄稼,队长要求社员们相互监督,并举报小偷,一旦发现,轻则大会检讨,扣工分,重则挂牌游街。
一辈子把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母亲,生怕少不更事的我们难耐饥渴,干出让她丢脸的事,当晚就给我们约法三章:过菜地不许钩鞋,进果园不许挠头,去庄稼地里不许提笼(篮子)。尽管她知道我们不会去偷东西,但也不愿意落下嫌疑,让人说三道四。等到睡眼惺忪的我们一一作出承诺,她才放心地在油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天亮我们起床时,母亲已经扫完院子,并且已经做好了早饭。至于她什么时候睡的,什么时候起的,我们都不知晓。当她再次叮嘱我们时,我们才想起了昨天晚上受教育的内容!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在她的教育和关怀下,我们长大了。我们姐妹们的心里,留下了母亲的印记,我们姐妹的身上,有着母亲的品德。也许你认为这很平常,但作为儿子,我认为她很高尚,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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