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藏的巴金《随想录》

□刘翔

巴金，作为一代文学巨匠无疑是需要仰视的。因为在浩瀚的宇宙里有一颗璀璨的“巴金星”。但是，更多的时候，巴金是活在普通人中间的一个慈祥的长者、一个善良的老人，一个勇于讲真话、有良心的作家。他在晚年撰写的《随想录》是其创作生涯中极其重要的一部著作。2020年，正值巴金的《随想录》第一集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40周年，在我收集的各个时期出版的《随想录》版本中，尤为珍贵的是一本珍藏了40年“特别版本”的巴金《随想录》第一集。之所以说这本《随想录》是“特别版本”，因为它不仅是在大陆出版的第一个版本，并且还是一本不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由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以《文教资料简报》形式编印。这本“资料简报”封面简陋，用订书机装订而成。那么，我又是如何得到这本《随想录》的呢？

还在孩提时，我就从长辈的口中知道了巴金这个名字。上小学后，我陆续开始阅读巴金的《家》《春》《秋》《寒夜》《憩园》等作品。虽然对作品的深刻主题并不是很理解，但是，小说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却深深地打动了我。

1976年4月，我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崇明农场后，冒着风险将已经被打为“毒草”的巴金的作品悄悄放入行李中。在以后的日子里，巴金的小说伴随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

1977年5月25日，喜欢读报的我，突然在连队的阅报栏上读到巴金发表在《文汇报》上那篇长达5000字的散文《一封信》后，简直不敢相信，历经“文革”的磨难，巴金竟然还活着。这以后，劫后余生的巴金的文章和信息都会引起我的关注。

1978年底，当我得知已经74岁高龄的巴金用“讲真话”之笔开始创作《随想录》第一集时，产生了强烈的阅读欲望。可是文章均是刊载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内地读者无法看到。

1980年1月的一天，我偶然得知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在征得巴金同意后，以《文教资料简报》丛书之三的形式编印了《随想录》第一集内部发行，读者可以邮购。得知这一消息后，我花了0.35元工本费加上0.05元的外埠邮寄费，邮购了这本《文教资料简报》。

收到这一“特别版本”的《随想录》第一集，我如获至宝，一口气就读完了被誉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过程全纪录的30篇讲真话文章。那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的对人生的反思、自我的忏悔文字，至今依然激荡着我的心灵。

晚年的巴金长期患病住院，为了满足广大读者更深入地走近巴金，从2003年开始，我和长期在巴金身边工作的上海市作家协会的陆正伟紧密合作，在《东方剑》杂志开辟的“世纪巴金”栏目中，系统地介绍巴金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作为此栏目的责任编辑，我在阅读和编发稿件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心灵不断得到升华。

现在想来，在当时的形势下，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为满足内地读者迫切想阅读巴金《随想录》的需求，编印了《随想录》“特别版本”，显然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虽然若干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套五集《随想录》的单行本时，我在第一时间买到手，以后又陆续购买了《巴金随想录手稿本》等多种《随想录》版本。但这本“特别版本”的巴金《随想录》第一集，无疑是我收藏的巴金《随想录》所有版本中最有价值的一个版本。

2005年10月17日巴金逝世，24日下午2时30分，当我和无数敬仰巴金先生的人们一起来到龙华殡仪馆为他送行的时候，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活在人们心中的“永远的巴金”。心中不由默念着：巴老，有你在，灯亮着！你不在，心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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