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断章·家国

人这一生，注定要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鲜活的往事淡如云烟，变得模糊而残缺。然而，总有一些人生片段，经受住了岁月的磨洗，对抗住了尘事的蚕食，沉淀为难以忘却的记忆。

这些人生断章，既是个人成长的传记史，又是一个家庭生活的编年史，连缀起来，还是一部浓缩了国家命运的断代史。

苦涩的童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母亲摸黑背回生产队分配的红苕，肚子隐隐作痛。当晚，我来到了人世间。几小时后，隔壁二妈生下我的堂弟。一夜添两孙，婆婆颠着一双缠了的小脚，乐颠颠地跑前忙后。

关于一岁多的事情，母亲曾经多次提及，所以一直记忆犹新。

一件是婆婆给我喂饭的情景。婆婆不识字，我出生时她已六十来岁了。那时农村人没有卫生习惯，尤其是老人。爷爷爱抽土烟，半米长的烟杆不离手，他坐的地方，地上口水一片。婆婆则一年四季围着脏得发亮的灰布围裙，最喜欢给我喂饭，而且方式十分特别，类似于鸟儿哺食：自己挑起一团米饭，嚼碎后吐到其手板心，然后幺儿狗儿地哄我吃。母亲受过教育，说她不讲卫生。婆婆还认死理：我这样养大了六儿三女，生过啥病？

还有一件事是我一岁多去山西永济县探望父亲。那时还没修建襄渝铁路，得先坐汽车到重庆转成都，再沿宝成线北上山西。火车停靠一个小站，窗口边拥来一群衣衫破烂的大人小孩大呼小叫，吓得我哇哇大哭。原来，这些人是要饭的农民。善良的母亲拿出两个煮熟的鸡蛋打发他们。

到山西是初夏。父亲单位工房的不远处就是民房，母亲常去农民家串门。有一次，母亲和房东大娘坐在院坝里晒太阳，我偷偷溜进其家翻箱倒柜。见床下放着一个小瓦罐，很是好奇，于是钻进床底摇摇晃晃抱起罐子，抓起“白糖”就往嘴里塞。母亲和房东大娘笑岔了气，这哪是好吃的零食，分明就是一罐苦咸的盐巴！

童年生活困难，能吃上一碗白米干饭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吃肉多是家里来客或是过年的时候。稀饭是一年的主食，间或还喝包谷糊、吃蒸红苕，青黄不接的季节就用瓜菜当粮，糠粑粑我都吃过几回。米糠粗糙不易消化，堂弟就因为这个吃多了排泄不畅，憋得他坐立不安呼天喊地。二妈又是抹清油又是咒骂。

大人们起早贪黑上坡挣工分，捡柴、割猪草、煮饭洗碗、喂猪放牛之类的家务活自然留给了我们这些“小当家”。老家是丘陵地貌，林疏草稀，捡柴、割猪草要跑很远的地方，近处早已梭得溜光，被人扫荡干净。猪草割不满一背篼，家长野蛮的，回家要挨揍。人小鬼精，我们有时就偷割地里的庄稼。堂弟还多次用树枝垫到猪草背篼里瞒天过海，一次东窗事发，被二爸打得唉哟连天地叫，还是婆婆摇着碎米步赶来救了他。可是堂弟“忘恩负义”，经常受院里人教唆，当着婆婆面喊：“老婆婆，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脱，火车来了轧脑壳”，然后一溜烟跑了。

农村孩子早当家。五岁时母亲就教会我煮饭了，人还不及灶台高，只能搭个凳子勉强够着。一次引不燃煤火，母亲快要收工回家，我急得伤伤心心地哭，多亏院子里的小伙伴过来救了急。至今，还有邻居提起此事。煤炭金贵，夏天很多时候也烧柴禾。烟熏火燎，热死个人，我打着光胴胴儿，穿条火窑裤儿，汗水烟灰糊一脸，人家取笑我“污猫”。

少年不识愁滋味。日子虽然清苦，可是我们爱玩爱闹的天性没有因此而泯灭。我们自有撒欢的乐趣，田野是我们的欢场，院坝是我们的天地。没啥耍的，就地取材，制作土玩具，设计土玩法：斗鸡、跳房、滚铁环、打陀螺、拍烟盒、玩弹弓、藏猫猫、打泥仗、荡秋千、抓萤火虫、熏黄鼠狼、捞鱼捉蟹、看小人书……一帮穷小子玩得昏天黑地。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是它们限制了我们的想象，让我们忘记了贫穷和饥饿，培养了亲山近水、率真自然的心性，伴我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可谓是苦中作乐。

苦读的少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小学毕业，考入家乡一所中学住读，从此开始了六年的中学生活。

住校要向学校交米，还得补加工费。老家离学校十余公里，每月放归宿假返校，我就背着母亲装好的米袋和泡菜、咸菜上路。四十来斤的重量，压在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肩上，徒步很是费力，我边走边歇，每次都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其时土地已经包产到户，吃的是有了，只是伙食不好。我们吃盆蒸饭，食堂师傅技艺高超，手起刀落，三两一个角角，四两一个坨坨。想到小卖部吃顿面条换换口味，简直是奢望，两角钱一两，很多人吃不起。还好，父亲端“铁饭碗”，偶尔我还能吃碗面条解解馋。小卖部老板的女儿与我同班，有时就傻想：这辈子要是能讨他女儿当媳妇，我就不缺面条吃了，虽然他的女儿长得不甚合孤意。

饭够吃了，可蔬菜时不时断顿。特别是冬天，校长大会小会给采购员施压：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给我弄几车白菜青菜萝卜冬瓜回来！记得一到冬天，打饭晚了的同学常常打不到三五分钱一份的蔬菜，只能吃两三分钱一瓢的辣酱。这东西倒是下饭，只是吃多了上火。学校厕所蹲坑的隔墙上，不乏便秘的学友装怪乱糊的斑斑血迹。如果你运气好，偶尔还能听到厕所里解手困难的同学那重重的粗气和痛苦的呻吟。

那时，烧白、粉蒸肉两三角钱一份，很多人舍不得吃。因为少油荤，不扛饿，一些同学吃了上顿管不到下顿，下课铃一响，抓起课桌里的饭盒冲向伙食团，全然不顾正讲得起劲的老师的感受，粉笔一扔，老师骂道：“饿死鬼投的胎！”

中学那几年，蓝色、灰色中山装是我们的标配。谁要穿一双“回力牌”球鞋或一件“的确良”衬衣，那就是有钱人家了，很“拉风”的。母亲花十五块钱给我买了一双回力鞋，我穿上就不想脱，偶尔洗了不等干透又拿来穿的囧事也是有的。

当时还流行喇叭裤，一些吃商品粮的城镇同学率先“招摇过市”，惹得严肃古板的校长在师生大会上发了狠：“哪个再穿喇叭裤，我就一剪刀给他咔嚓了！”

刚入学那一年多，学校只给教职工供应开水，我们只能洗冷水脸。冬天，水池结冰，冰冷刺骨，我们就像猫儿洗脸——做做样子。洗澡更是奢望，一盆冷水淋下，杀猪般嚎叫。一月洗一次澡算是讲究的了，一个冬天不洗澡的也大有人在。班上有几个303、064兵工厂的子弟，父母心疼他们冷水洗脸遭罪，从家里提了几茶瓶开水到学校，惹得校长骂人家“纨绔子弟”。

一些同学衣着单薄，没有袜子穿，手脚长满冻疮，肿得跟馒头似的；还有的胯下生了疥疮，手插裤兜不停地挠痒。如果安静的课堂上传来一声轻微的脆响，多半是邻座或后排哪个同学刚用指甲挤破了从头上捉下来的虱子。

虽然条件艰苦，读书可不含糊。我们一心跳出农门，课上学、课下背，晚上还要“挑灯夜战”——打手电筒躲铺盖里看书，我的眼睛就是这样搞坏的。一个家境贫寒的同学，这家伙简直就是为读书而生的，成绩长期占据班上一二名。买不起手电筒，他经常捧书如厕，或是在路灯下偷光夜读。而我从小爱看小人书，见不得图书室那些好书，泡图书室成了最大的乐趣。

中学时代，我们精力过剩：曾趴在老师家窗口看《霍元甲》《少林寺》；曾夜晚翻围墙去野地里“练武功”，有时下了夜自习也去场镇喝小酒打牙祭；曾自告奋勇给早恋的死党站岗放哨“当灯泡”；也曾因考砸了而羞愧悔恨，感觉对不起爹妈给的生活费；还曾因长发飘飘、搞恶作剧、看手抄本而遭校长训斥……

苦干的青年

时间一晃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参工进了城郊一家化工企业。其时改革开放已有十余年，到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吃穿不愁了，不过用钱还是紧张。

那时我上“三班倒”，轮到中班和夜班，只花五角钱坐公交车到火车站，然后花半小时“压铁路”步行到厂，目的是节约三角钱的车费。后来，我买了一辆二手“飞鸽牌”自行车，作为上下班的“座骑”。七八公里路，骑个单面就要四五十分钟。春秋两季还好，不冷不热，冬夏就有罪受了，冬天寒风割面，夏天烈日暴晒，还有暴雨突袭。风里来雨里去，这一骑就是六七年。

厂子生产硫酸，我所在的岗位是用硫精砂烧制二氧化硫，输送到后工段净化、转化、干吸变成硫酸。这岗位灰尘大、气味重，尤其是系统生产不正常时，从炉口冲出的二氧化硫熏眼睛、呛喉咙，那滋味就像要窒息一样。每当这时，我们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坚守岗位。

有一次，炉子点火成功后，炉顶的砂封泄漏。谁都知道这活不好干，大家面面相觑。作为班长，我自告奋勇爬上几十米高的炉顶排障。气味太大了，而且热气灼人，我心一横，摘掉影响操作的防毒面具，憋住气封沙封，几次差点被熏倒。声声呛咳，滚滚热浪，眼睛刺痛流泪，我硬是凭着顽强的意志完成了任务。下来后瘫坐了十几分钟，才发现花一个月工资买的新衣服的袖子都被烤焦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厂子效益每况愈下。尽管这样，我依然带领所在班组圆满完成了生产任务，从不拈轻怕重讲条件说怪话。面对筛硫精砂、清理炉膛、点火开车、捅排渣口这类“急难险重”的工作，总是身先士卒。

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当留下我们奋斗的青春、倾注我们汗水的厂子面临破产关停时，心里五味杂陈。时代潮流，浩浩汤汤，我们没有埋怨时代的无情和命运的不公，而是默默地承受着改革带来的阵痛，悲壮地与全国三千万下岗工人一道，自谋出路，从头再来。我的那些工友要么外出打工，要么下海经商，而我则抓住一家晚报创刊的机会考进了报社。大家天各一方，努力打拼，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的生活，其中一些人还干出了名堂。

我知道，我们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今天，谁家还缺吃少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上房？美丽乡村、幸福城市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举国上下，政通人和，安定和谐，经济繁荣，物质丰富，精神富足，国家强盛。小康生活从昔日的愿景变成真切的现实，中华民族终于从苦难走向辉煌，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民族复兴。□蒲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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