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刚进家门,未来得及放下行李,母亲便从厨房出来,从酒柜上取下酒壶,塞进我的行李包,叮嘱我周一上班后在乡下打些包谷烧。
包谷烧是一种烈酒,在我的家乡,人们把玉米称呼为包谷,用玉米酿造出来的酒,初饮时如火烧喉,因此称为包谷烧。廉价,酒烈,是农村待客自饮最大众的酒,深得父老乡亲喜爱。
我笑了笑,母亲这是在准备端午节的物品了,逢年过节都是如此。
酒壶有些“文物”的味道了,泛着黄又透着黑,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摩擦痕迹,痕迹里面,凹陷转角的地方明显有黑色污垢,壶口蒙着一层油纸,拧紧了壶盖,可以防止漏酒,壶盖的凸纹磨损得有些透亮平整了。说是酒壶,其实就是塑料胶壶,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民来说,商店里瓶装酒简直是一种奢侈品,而塑料胶壶是装油酒醋的上乘法宝:结实,不怕碰撞,不怕摔落,体型容量刚好。父亲专门用了一个壶装酒,我们习惯性称为“酒壶”。
有专用酒壶的父亲,自然也是一个嗜酒的人。
包谷烧则是父亲的最爱。小时候,闲暇的日子,我总会偎依在父亲的怀里听他的故事。父亲经常给我讲,奶奶去世得早,爷爷又在外地上班,脱离了父母管教的孩子简直是一匹野马,或许是好奇沾了酒而后上瘾,或许是没妈生活的苦涩需要酒来麻醉。他和同院子的两个同龄孩子常常结伴上山砍柴,再步行十余公里山路背到集市换钱。换了钱打一些包谷烧,三人轮流一口又一口,直到壶朝天,还要举到半空抖一抖壶,张开大口,接那么一两滴残酒,最后还要伸出舌头,绕了壶口,抹布似的,呲溜转上一圈,才尽兴而归。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对包谷烧有着魔法般的着迷。打酒只打包谷烧,打酒的时候先把壶拧开,仰头含着壶嘴,左手扶着壶身,右手使劲拍几下壶底,鼻子再凑近包谷烧酒桶中心使劲闻一下,然后仰头咕噜喝一小杯老板赠予的酒,接着接过老板装好的酒壶,使劲嘬一口壶口,咂咂嘴,最后细心包上一层油纸,用力拧紧瓶盖,心满意足地走了。
回到家的父亲更是与酒难舍难分。吃饭要喝一杯,烧猪食的空闲要去喝一口,睡觉前要喝一口……先是嘴一张,壶口一含,直到腮帮子鼓鼓的,再咕咚一声咽下去,喉头先是凸张起来,然后就凹陷下去,仿佛看得到酒从喉头飞快地灌下去。要是来了会喝酒的好友,更热闹了:一杯接一杯,劝酒劝得面红耳赤,时而握手拥抱,时而捶桌互骂……
我怀疑,父亲是杜康转世。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硬笔字好,毛笔书法也漂亮,村里的红白喜事需要写对联写礼簿都会找他帮忙,俗称账房先生。村里人也都知道父亲本性不坏,只是爱喝酒,酒桌上可能醉酒骂人,酒醒了又热情大方,几十年的村里人,大家早已见怪不怪。农村红白喜事的规矩是提前一天晚上招待帮忙的人。父亲在太阳快落山就带上工具,磨墨,裁纸,书写,张贴一气呵成。接下来的时间自然就是主家亲朋邻居围在一起无休止地喝酒。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村生活不好,吃肉不是常事,但凡有红白喜事跟着父亲蹭肉却是常事。我小时不爱吃肥肉,但特别爱吃猪皮,坐席的时候,父亲就沿着猪皮啃下肥肉,把猪皮留给我,自己就着包谷烧和大家举杯一咽而下。
包谷烧并不好喝,父亲从十多岁喝到了五十多岁,未曾变过。十二岁的时候,我悄悄用筷子尖蘸着包谷烧尝过,味道并不好:苦,火辣辣的烧舌头。我讨厌包谷烧,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当然,讨厌包谷烧,并不仅仅是因为讨厌酒不好喝。
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嗜酒,没有节制,似乎没人劝说得动,亲朋的良言,我留在他枕边的书信毫无作用。喝醉了,就是不停地唠叨,酒后的“副作用”也变得恶劣了:和母亲不停地吵架,对我无缘无故地斥责,乃至无缘无故和邻居发生纠纷……以至于路过那条回家必经的道路,我也常常是低头快速通过。我的青春叛逆期也到了,也为了躲避这个嗜酒的父亲,我主动申请去了县城读初中。远离了父亲,我觉得耳朵清净多了,人也舒服多了,成绩飕飕地上升,如愿地考上了县城重点高中。
父亲坚持送我去高中,我没有强烈地拒绝,我知道,这是我的荣耀,也是父亲在村里的荣耀。考上了重点高中,意味着基本踏入了大学的校门。
凌晨四点,父亲早早地和母亲起床喂好鸡鸭猪牛,换了干净的粗布衣服,父亲把脸洗了又洗,黝黑的皮肤更加发亮。我去扛棉絮,父亲一声不吭一把夺了过去,顺势朝后一甩就扛上肩头。走在乡间崎岖的山路,父亲走得是那么平稳,我走在后面,似乎能闻着酒的味道,我能明显地看到,父亲的脊背有些弯曲,我知道,那不是棉絮给压的。
父亲,还是戒酒吧,为了健康,为了家人。我小声说道。
没事,健康着呢,你只管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离开这个地方就行。父亲只顾埋头向前,低声回道。
我没有再说话,似乎也无话可说。母亲在后面提着小包,偶尔叮嘱我照顾好自己。也许和我一样,对于劝父亲戒酒,她已经麻木了,跟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男人,她太了解了。
父亲没有太多的话,排队缴费,找寝室铺床,找教室。我想自己去,父亲阻止了我,让我陪着母亲。他一阵过去一阵过来,在我们面前小跑来小跑去,似风又似山。一切安排妥当近十二点了,父亲喘着粗气,满脸的汗水,粗布的衣服在汗水浸润下有些褶皱,显得更加破旧寒酸。
“好了,我们回去了,你自己好好读书。”父亲把一卷零碎的生活费塞进我的手里。
“妈,爸,吃了午饭再回吧,我送你们。”
“不了,不饿,不送。”父亲头也不回地走了。
趁着还没封校,我和寝室的伙伴去超市买些东西,去超市,要经过客车站,车站外面的阶梯上,我分明看见两个熟悉的身影:他们疲惫地坐在台阶上,眼神似木讷似恍惚又似坚定,左手各自拿着馍,右手拿着旧旧的塑料瓶,母亲那瓶满满的,而父亲那瓶只有三分之一。我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那一刻,我有些泪眼朦胧。近在咫尺,我没有前去送别,我怕我的出现会刺痛他们也会刺痛自己,转身回到教室捧起了书本。
以后的日子,除了假期,我回家的次数少得可怜。父亲依旧嗜酒,终于,高三那年,沉睡在了酒壶里。
现在,我已成家,生活的琐碎和责任让我明白了父亲喝下的不一定是酒。我不爱喝酒,却时常会收集一些不同类型的酒瓶放在酒柜,贴着空瓶的标签。但父亲用过的那个酒壶的酒始终是有的,储存不多,半斤就好,一摇,刚好能听见晃荡的酒声。那个酒壶,算起来,足足散发了五十多年的酒香。
在无数个深夜,我仿佛听到,酒柜里传来咕噜咕噜的吞酒声,还有咂着壶嘴的吧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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