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夏天有 多热？

今年又遇炎夏，有媒体报道，全国有43个市县日最高气温超过40℃，很多地方进入了“烧烤”模式。那么，古代夏天有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记载，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当时，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天津：“苦热，土石皆焦……”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

高温热浪天气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

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

在气象学上，一般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作为高温的标准，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温，称为“热浪”，属于气象灾害，古人称为“热灾”。从《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的统计分析来看，热灾相对其他自然灾害并不是太多，与“霜灾”并列，约占总数的1%。

气候学家竺可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中国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温暖期”，相应的也有四个“寒冷期”。除公元前1100年之前的第一个温暖期持续时间很长外，其他三个都是交替出现。相对来说，热灾多发生在气候“温暖期”内，明显多于寒冷期。如从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内，夏季极端高温天气就较多。

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旧唐书·德宗纪》上称，这一年“夏，热甚”。通俗说来，就是这个夏天太热了。五代后梁开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四》记载，这天是“亢阳”，意思是太阳太厉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毒太阳”。这样的极端天气在北宋初年较多，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六月，大热，民有渴死者”；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四月丁卯“隆暑”，六月壬午“人多渴死”。

在公元1400年以前，高温热浪天气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当时的皇帝是赵扩（宁宗），今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这一年又恰逢大旱，灾情严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燠”的本意是温暖，史书上称“大燠”，则是“太热了”。因为对水的需求过于旺盛，“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放在眼下，这一杯水能值10元人民币，那时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贵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众”。

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

最热一天温度高达44.4℃

然而，嘉定八年并不是我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卷“清代气象记录（上）”中可以看到，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可以说是超级酷暑。有关乾隆八年极端炎热记录，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记录，兹录几条如下——

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天津：“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河北高邑：“（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山东高青：“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由此可见，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烧烤模式”。使用“威暑”来记录当时的高温，就是说，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虎，来势凶猛。

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当时法国教士A.Gaubil（中文名“宋君荣”）正在北京，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中写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尔后在路上、街道或室内被发现，许多基督徒为之祷告”。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呢？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实际被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加上其他地区，死人之众可想而知。

史上最热夏天的温度到底有多高？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主任、气候变化研究首席专家张德二的研究换算，1743年7月20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这一极端高温纪录至今未被超过，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和公元1999年夏季，华北先后出现了两次极端高温纪录，分别为42.6℃、42.2℃，低乾隆八年2℃上下。

古人如何应对极端高温天气

据统计，在公元1911年以前的1000年间，我国历史上典型的“炎夏”有19次。遇到如此极端高温天气怎么办？宋人释子益的选择是，“北窗一枕黑甜余，细听松风杂流水”，这即是古人“战高温”的一种态度。当然，朝廷也会采取相应措施，虽然没有高温预警机制，但官府会让老百姓减少外出和劳作，给受灾人口补助，以帮助大家过夏天。如《宋史·真宗纪二》中记载，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六月，盛暑，减京城役工日课之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皇帝赵恒（真宗）亲自下圣旨，在京城的打工者每天工作量减少一半。

在“热灾”发生时，有的朝代还会开展慈善和救济活动。如唐贞元十四年，朝廷便“出太仓粟赈贷”；在史上最热的乾隆八年夏天，乾隆皇帝曾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门发放药物”，以减少中暑和死亡。

此外，过去迷信认为，出现极端天气是天神对人间君主的警示和惩罚，因此有的皇帝会检讨自己的施政过失，一是惩罚自己，减少饮食，即所谓“减膳”。如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六月“炎旱”，《魏书·天象志》记载，当时的皇帝元诩（孝明帝）便是“减膳”。二是“虑囚”，即复审牢里的囚犯，纠正冤假错案。《新唐书·高宗纪》记载，李治（高宗）当皇帝的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七月，天气特热又遇大旱，李治除了“减膳”，还“遣使虑囚”。

连皇帝都“检讨”了，如果主政官员在高温季节犯有过失或不作为，当然更要被问责。唐贞元十四年夏天，皇帝李适（德宗）曾将犯有渎职过失的长安市市长（京兆尹）韩皋撤职。  

（据《北京晚报》）

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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