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说教者与偏执窃听狂

四个月前，“斯诺登事件”让全世界对“棱镜”另一面的美国有了一个再认识。如今，尽管爱德华·斯诺登已经客居俄罗斯，但是事件影响并未平息，“溢出效应”仍在持续。

本月24日，斯诺登通过英国《卫报》再抖猛料：通过鼓励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官员“共享”电话号簿，美国国家安全局已将大量外国政要电话号码纳入监听系统。

按照这位美国“棱镜”情报监控计划曝光者的说法，监听外国政要电话并非单次行动，而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例行”工作，至少35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受到监听。

虽然这些政要身份未被曝光，但是综合此前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巴西总统罗塞夫、墨西哥总统培尼亚等领导人都被美国特工用上了监听手段。

从本国普通民众，到外国民众、企业代表、政府官员，甚至到盟国政府领导人，似乎每个人都被以国家安全局为首的美国情报机构纳入监控网络。美国，莫非真要监听全世界？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25日给出解释，美国为保护本国国土、人民及盟友安全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仔细、全面的情报收集不是秘密，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也在这样做。

普萨基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是否确有必要采用如此手段来确保所谓安全。不少人不禁会问：美国怎么会从言必称“人权”和“自由”的道德说教者沦为近乎偏执的窃听狂？

找寻答案，还需回溯到2001年“9·11”事件。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恐怖袭击，重创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自信，也打破了自由与安全的平衡。

美国国会于“9·11”事件后通过的《爱国者法案》以及于2008年通过的《外国情报监控法案修正案》令美国情报机构搜集国内外个人信息的权限获得了极大扩张。

近年来，尽管经济形势不佳，美国情报机构用于情报搜集和信息监控项目的经费始终高企。据斯诺登说，美国情报机构仅监听项目2013财政年度预算便高达108亿美元。

美国情报机构丑闻，好似一座冰山，在掘冰者斯诺登的冰锥下，被一角一角地敲开，褪掉神秘的冰壳，露出丑陋的岩石。震惊之余，人们其实并不知道，这座冰山到底有多大。

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距联邦调查局大楼不过几步之遥的街角，坐落着国际间谍博物馆。人们进出这座博物馆，常常会有在风谲云诡的谍海与风清云淡的现实间穿行的感觉。

现在，当你再从这座博物馆走出，或者走在繁华如常的巴黎、柏林街头，准备用手机给亲朋好友拨通电话的时候，是否会想到：这部电话已经处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之中？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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