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尴尬

诗人公开叫卖自己？湖南某黄姓“诗人”因渴望“衣食无忧”的进行诗歌创作，从而在网上以12万元一年的价格寻求包养。并自称在精神上追求独立和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可以选择身体上的不自由和对来包养他的对象尽自己的义务，包括性。毫无疑问，这消息绝对可以提前进入华语文学界关注度最高的10大新闻之一。不过，有人建议相关部门对其行径应该以公开卖淫罪论处。黄姓诗人的做法是不

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审判？如果说应该的话，那么对其“号召”作出回应的重庆富婆红艳可能也应该以嫖娼罪论处？这些应该是司法部门回答的问题，笔者就不多说了。笔者想说的是，中国文人到底能够从黄辉的“叫卖”声中和感受到多少尴尬，中国文界又能从一浪高过一浪的叫骂声中做过几许反思？

实际上，笔者也算是个诗歌爱好者，发的“诗（玩）意儿”至少不比黄姓诗人叫卖广告上的数目少。只不过当某一天偶然发现写诗还不如写“豆腐块”来得实际的时候，就决定非到“精力”过剩的时刻，最好还是不要去拿“馒头”换“玫瑰”。“诗为悦心”，在诗歌市场价位集体走低的今天，“豆腐块”毕竟可以解决一日三餐的现实问题嘛。当然，偶尔也难免为自己荒废诗歌写作而感到遗憾，但是往往还是能以“酒肉穿肠过，诗在心中流”自慰。可是，当我从网上搜索到黄姓诗人几首清丽纯净的几首小诗之后，我却怎么也难以把写诗歌地黄辉与叫卖的黄辉很好的重合起来，一种隐隐的痛，代替了愤怒。

无独有偶，这几年不仅仅是诗歌界，整个华语文界应该说都是“轶事”不断。2005年有为了能有人帮出书进而从长沙裸奔到北京的内蒙古男青年李索伦，2006年有诗界“裸体”事件，2007年刚刚开始，又有了“叫卖”事件——文人也是社会人，难免面对各种诱惑，偶尔还会做出让自己感到违心和屈辱的事来，乾隆三大家之一赵翼写出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绝世佳句，但为了人情和钱财，也违心地替人作过墓志；李白为解决活着的问题，拍马屁还“拍”出了《与韩荆州书》的名篇……闭目想一想，一生当中，自己做出的这类事还真不少，恐怕将来还要做上几件，好在我辈是凡人，上不了青史，自己的尴尬不会让后人知道。但“黄辉红艳包养事件”到底会不会是文化事件的最后底线呢？

曾经在“惟有读书高”的国度里，文人被看作是不二的选择。可是，不知道是哪一夜的“春风”，吹谢了文人头上光环。写书不如编书，编书不如印书，印书不如卖书，卖书不如盗书的市场法则不仅仅是将文人逼进了生存的困境，进而还将整个华语文界推进了思想的尴尬。“山无脊梁要塌方，虎无脊梁莫称王”，作为一个文人，如果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格和尊严，精神的困境可能会比生存的困境更让人恐惧，那还能算是一个文人么？那还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么？文化更不是婊子，非年轻力壮和功能齐全就可以扛得住历史。

但反过来说，文化毕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人是文化的缔造者和阐释者，能不能打好堕落与反堕落的攻坚战，可能不仅仅是文人所应该担负的道义，社会还是有责任有义务的！不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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